“希陶同志真奇人也，始以率真见奇，因行奇事，见奇迹而愈显其率真。”
 “永远是一个开拓者而不是一个享福人，这就是老蔡一生的信念和实践，而更重要的尤在实践。”
——吴征镒,蔡希陶生前的老同事、老朋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2007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五十年来系友情，亲如手足结鸥盟。
      青少知书怀大志，自学根生树长成。
      有感边疆资源富，胸有成竹筑长城。
      走遍大荒知境界，攀山不怕虎豹声。
      历险调查多发现，坎坷岁月苦辛勤。
      滇南滇北定园所，引种驯化适宜林。
      事业将成栋梁断，渴望今后待继承。
      回忆当时杯酒乐，悲叹今朝作故人。
      历历梦中复棋局，依依掩泪湿满巾。
      难得青年有品德，到老耿耿为人民。
—— 陈封怀，蔡希陶生前好友，我国著名植物园专家、植物学家，后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创始人

   “蔡希陶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是云南植物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植物学术界自学成才的典范。”
—— 冯国楣，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园艺学家、昆明植物研究所创建者之一、昆明植物园第一任主任。

       开拓边疆五十年，披荆斩棘每向前，
       踏遍三迤寻国宝，为民为国尽忠贤。
      山水草木皆友爱，人民各族具深情，
       珍稀资源挖不尽，丰功未竟有后人。
—— 徐永椿，我国著名树木学家，林业教育家

     “蔡希陶先生一生艰苦创业，无私无畏地献身科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深受党和国家的重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的品格和勇于探索、崇尚实践的精神，更是深受各族人民和广大科学工作者得赞誉和景仰。他不仅是云南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骄傲。”
—— 周光召，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边疆各族人民没有忘记他，在我们自治州州志所记载的历史著名人物中，蔡希陶教授是所有五位中的一位。”
—— 召存信，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老州长

   “长期智力支边，带头扎根开发西双版纳的伟大植物资源学家蔡希陶同志，品德高尚，清雅过人。”
—— 陈俊愉，我国著名园林学家、园艺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50年代中期，我国用近代科学综合研究开发植物资源，各植物学研究单位虽都或先或后地开展，但蔡希陶教授魄力之大、行动之快堪称为这一领域的榜样和先行者。他在这方面的业绩无疑应写入我国植物学发展的史册。”
—— 周俊，中国科学院院士， 植物资源与植物化学家

   “我从蔡希陶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云南亚热带植物的知识，那是从任何书本当中也学不到的、浸透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伟大祖国山川的挚爱之情的活知识。蔡希陶是一位思想清晰、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他可以叫得出我们在森林中散步时随时看到的每一棵树和每一朵花的名字和属性，他可以把郁郁苍苍的热带森林的奥秘，如数家珍地描述的明白而动听；他又是一个具有敏锐的生活感受能力的诗人，在他评述自己在云南边疆的丰富惊险的旅行经历时，可以使人听得入迷……”
—— 冯牧，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

  朱鸿祥 /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工作调动，我有幸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一员。尽管我没有见过植物园的创始人蔡希陶先生，但从先辈们的讲述和有关他的史料中，我知晓了这位平凡的伟人，更了解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绿色的梦。
   每每伫立于创始人蔡希陶先生纪念碑前，我总是按奈不住自己的思绪而浮想联翩。绿色是他的生命，绿色是他的魂，生命之树常绿，他的一生与绿结缘。
   时光倒转20世纪，我仿佛看到50年代末期的一天，为了寻找建园的园址，蔡希陶先生站在一座老林覆盖的石灰岩高山上，望着罗梭江在勐仑坝子勾出的一个葫芦形半岛，情不自禁泪流满面，他的心已被那个绿色的“葫芦”紧紧拴住。因为在这里，他将实现自己绿色的梦想：创建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建造一个植物天然大温室。
   蔡希陶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小他就热爱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更是喜爱动物。1928年，通过姐夫陈望道的介绍，他从上海来到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在这里，原本喜爱动物的他与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绿色之梦的人生经历从此拉开了帷幕…‥
   1932年，一个寒气袭人的早晨，蔡希陶先生受所长胡先骕先生重托，告别了古老的京城，只身闯入了云南这块蛮荒之地。渡过金沙江，踏着越来越深的秋草，他的采集工作一步步深入到了彝族聚居的凉山边缘地带。他以过人的胆识，慑服了黑彝头人,得到了在大凉山地区活动的许可。
   眼前是一片莽莽苍苍的大山，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使得蔡希陶先生兴奋不已，他陶醉了，他不知疲倦和艰苦，甚至生命的危险，在丛林中采集着一份又一份植物标本。从1932年到1937年，他跑遍了云南的三迤（注：清代云南的迤东、迤西、迤南之道，合称“三迤”）。采集植物标本12000余号，共120000余份，第一次向世人揭开了云南植物王国的面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各大机关纷纷南迁。静生生物调查所在昆明成立了工作站。蔡希陶先生临危受命，带着家人和他的植物学，再次踏上了云南这块红土地。
   在当时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的关心和支持下，北郊黑龙潭的一幢庙宇成为了工作站的站址。在这里，蔡希陶先生不仅安置了一批又一批来昆明逃难的科学家，而且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了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展览室和图书馆，还有冒死收集来的几万号标本，都统统向来昆明的科学家和学生们开放。黑龙潭的那尊破庙，一时成了旧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活动中心。
   1938年，蔡希陶先生在黑龙潭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任副所长的他在战乱时期挑起这样的担子，实在是艰难。为了养家糊口，他开办过农场，当过鹦鹉店老板；为了农林研究所的生存，他绞尽脑汁，跑遍过昆明大街小巷，收集茶花与美国的科研机构交易，用900美元，扩大了100亩科研基地。
    困境中的日子无比艰难，但蔡希陶先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研究工作，为了云南的烟草事业，从美国引进了大金元著名品种，进行引种栽培试验获得成功。大金元轰动了昆明。今天，烟草已成为云南经济的重要支柱。
   在旧中国苦苦挣扎了几十年的蔡希陶，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科学的新生。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归入了中国科学院属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工作站主任。1951年8月初，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召开了橡胶会议。这时，昔日的好友，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曾推荐蔡希陶先生任北京动物园的主任，但为了共和国的橡胶，他放弃了回京的机会，继续留在了云南这块红土地上。
   为了找到三叶橡胶和宜林地，不惑之年的蔡希陶先生再次请缨出征。他和同事在边境地区不顾残匪的出没频繁，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滇西南等地的山山水水，大小坝子，终于找到了橡胶树和宜林地的线索。这次考察证明了：在我国北纬21℃–23℃之间的广阔土地上，是适宜橡胶栽培生长的地区，从而结束了中国无橡胶宜林地的历史，打破了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橡胶禁运的迷梦。
   1956年10月12日，蔡希陶先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他已是功成名就，但对绿色世界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为了圆这个绿色的梦，他带着一群刚刚从大学、中学毕业的年轻人，奔向了绿海茫茫的西双版纳。1958年12月，以他为首的开拓者们乘坐独木舟横渡罗梭江，进驻林海莽原的葫芦岛，“十八把大砍刀”劈出了绿色的家园。 1959年元旦那天，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宣告成立，蔡希陶先生为第一任园主任。
   1961年4月14日，周总理在州府允景洪接见了蔡希陶先生。总理一番语重心长针对热带雨林保护和利用的谈话，使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如何保护西双版纳特有的自然资源从此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在西双版纳绿色的土地上，蔡希陶先生与同事发现了难以数计的于人类生产、生活有用的植物，引进了许许多多外国的植物加以驯化，在植物分类、植物资源学的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寻找南药血竭资源植物，为了抗癌植物美登木的发掘利用，处处充满险恶的深山密林也未能使他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却步，他以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在绿色的大地上写下了一篇充满恢宏气势的“大地论文”……。
   为了完成这篇“大地论文”，文革期间飞来的横祸，“海瑞罢官”事件的株连，牛棚、批斗，劳动改造没有使他折腰；疾病的缠身，爱人的病逝，也没有使他倒下。1981年3月9日这一天，蔡希陶先生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五十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绿海生涯结束了。
   青山在呼唤，在葫芦岛，他的大部分骨灰掩埋在他亲手栽下的龙血树下，他离不开这片绿色的土地，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挚爱和眷恋之情。
   岁月流逝，沧桑巨变，昔日荒凉的葫芦岛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1100公顷的园地上，38个独具科学内涵的植物专类园区，12000多种来自世界热带地区的植物，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犹如一颗镶嵌在植物王国皇冠上的绿宝石，绿得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追思无穷，看着蔡希陶先生纪念碑前一股源源涌出的清泉，流进由小而大的水池时，思绪万千的我不禁动情而豁然开朗起来：那汩汩流淌清泉的设计不正是巧妙寓意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由小到大、由名不见经传到闻名遐尔的发展历程吗？！
    是啊，葫芦岛也正因为有了蔡希陶与一代又一代植物学工作者而变得 “人杰地灵”，名声鹊起。而他的绿色的梦也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延续……

  胡宗刚 /文

 

   手札为历史研究重要材料，从中不仅可以寻觅事件之原委，还可明晰事件当事人之境况及与事件相关之人彼此之关系。若将这些陈述清楚，历史功过即自然显现。关于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创建，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所收藏的档案中，当时人士来往书信并不多，这使得后人完整记述其历史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在留下不多信札中，还是对探知一些历史细节有所裨益。
   本文将要引述蔡希陶一通书札，系写给吴征镒，作于1957年12月30日，所谈内容是在西双版纳设立植物园事。在引述之前，先为简述设立植物园之背景。1955年中国与苏联联合组对云南紫胶进行考察之后，1956年又组织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将考察范围扩大到地质、地貌、土壤、气候、植被、动植物区系和生物资源等。中方此次植物方面考察，由中科院植物所承担，中科院植物所昆明工作站故也参与。昆明工作站前身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成立于1938年，蔡希陶一直在此所工作，1949年该所归并到中科院植物所。此时吴征镒为植物所副所长、蔡希陶系工作站主任，他们均为调查队副队长，队长是昆虫学家刘崇乐，总负责则是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中苏联合调查期间，苏方向中方建议在云南南部设立森林生物地理群落综合研究站，由中苏合建。得到中方同意，很快即在景洪大勐龙选址兴建。与此同时，苏方还建议设立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在酝酿过程之中，昆明之蔡希陶与北京之吴征镒多有联系。限于当时条件，有人主张将植物园与自然保护区合并建设，吴征镒来电告知。蔡希陶认为此主张不妥，随即作函回复，说明其意。此将该函大部摘录如次：
     征镒同志：
          复电敬悉。
      景洪成立植物园事，事实上不能与禁伐区合并，因禁伐区是天然林，要保护，不能砍；而植物园系引种试验之用，必须有相当面积的空地。我个人，也有不少其他的人，总认为开发热带，光停留在调查了解的阶段，不加以试验，是不足为生产服务的。所以电复所云，将植物园并入保护区，事实不可能，而只能说，植物园宜接近保护区，以便利观察照管。
      我与李文亮同志初步商谈，为节约财力人力，主张将热带植物园、群落观察站、保护区以及紫胶虫试验，一起合并，设在景洪。如此，行政、气候等可不再各搞一套，符合精简精神；同时四方面的目的要求，都可达到，为开发热带资源服务。此意见待向云南省委请示后，当专案向院提出。
      周光倬先生原是竺副院长告诉他，队上亟需地理方面的人，叫他与我联系。我与文亮同志商量，因站上也需要气候方面的人，所以名额报在站上，对上需要即参加队的工作。他虽在云大教地理，实际上并不太专门，是一般的地理。云大经济系撤销，他无课，所以已同意调来，并和我们一起旅行了易武、勐腊、勐棒回来。请你再问一问竺先生，到底需要不需要？群落站的气候方面适用否？
 ……
 致
 敬礼
 蔡希陶  12，30[蔡希陶致吴征镒，1957年12月30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档案。]
  

    由此函可知蔡希陶对植物园理解高出一般人士。植物园作为一项科学事业，源于西方科学先进国家，传入中国至其时，虽已有年，但尚不普及。蔡希陶虽然未曾出国留学，但其师友之中即有几位植物园专家。陈封怀1934年留学于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归国后任庐山森林植物园园艺技师。抗战时期陈封怀曾来云南农林所工作，其时，农林所也建有小规模植物园，蔡希陶或为接受其指导。农林所之俞德浚，在抗战胜利后，亦往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进修，1950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主持植物园建设，其对蔡希陶亦应有影响。1956年当蔡希陶任用新分配来工作站未久之冯耀宗负责从事工作站植物园工作，即令其先赴庐山植物园、北京植物园参观学习，接受名师指导。因此，蔡希陶对植物园建设一开始即有纯正之观点，此后昆明植物园及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能享誉国内外，实因蔡希陶学术思想奠定其基础。此非常重要，若有偏离，待其发展，则失之更多。但是，此时蔡希陶只是工作站主任，其意见只能影响决策，故函文多有和缓之词，亦见其洞悉世事。
   其后，蔡希陶起草“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规划”，将植物园的方针和任务界定为：
    1、将过去已经在云南发现的经济植物收集引种，通过栽培观察，进行选育优良品种。如云南的儿茶、槟榔、大叶茶、咖啡、香茅草、木姜子、蓖麻、樟树、柚木、铁力木以及各种热带水果。还有著名的热带药用植物，如蛇草、马钱子、三七等，也都应列入引种名单。
     2、和华南及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地热带国家的植物园建立密切交换关系，经常引种国内外的各种经济植物种苗，对于橡胶、咖啡、可可、胡椒等经济意义特大的作物，当通过企业部门或华侨关系，广搜各种优良品种，重点繁殖栽培，以服务于我国正在发展中的热带种植场事业。
      3、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自然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大力发掘野生植物，化无用为有用，培养出数以百计的各种丹宁料、纤维料、芳香料、油脂料和药物的新品种，使它们驯化为人类所用。
[蔡希陶：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规划，1958年。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档案。]

  

   蔡希陶所作之“规划”，还写出一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与此后之实施虽有出入，尤其是建园时间及经费和所需人员，均是蔡希陶作为昆明工作站主任之构想，而不是按照上级领导指示所作出，故其规模甚小和速度甚慢，以合精简精神，故亦抄于此。
     1、一九五八年春季开始勘查适宜园址。
      2、园址拟建设在西双版纳首府西南50公里的大勐龙，海拔1700公尺，有简便公路可通，与本站的另一新机构“生物地理群落站”相接近，便于行政领导及互相联系。
      3、园址面积3000-5000亩。要有小山、溪谷等复杂地理条件，以荒地为主，尽量勿占耕地。
      4、今年在园址划定后，就立即进行开荒垦殖工作，要求秋季能播下经济植物100种，五年后有2000种。十年后成为有名有实的一个热带植物园。
      5、经费。本年经费由昆明工作站自筹解决以应急需。
      6、干部。处级干部及工人由下放干部中选调，本年需农校毕业以上程度八名，工人三十名。其他负责业务领导及乡镇领导的干部，请院办事处考虑由其他机关或大学中调配。

[ 蔡希陶：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规划，1958年。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档案。]
    蔡希陶写此“规划”草稿，未署日期。稍加分析，即可断定是在其将赴西双版纳设立群落站之前所写。蔡希陶致力于植物资源的调查，对建立植物园甚为迫切。其时，全国实行大跃进刚起步，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要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建立热带植物园，促进植物科学为生产服务，也符合政治形势。云南省人民委员会于3月29日【（58）会文办密字第008号】指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将勐龙曼金寨附近荒地、荒山及原始森林化作园址[ 《云南省志  卷七  科学技术志》在“大事记”中，将“中科院接受苏联费多洛夫建议，决定在西双版纳建立云南热带植物园”，系于1958年3月29日。其实，此日乃云南省人委发文，同意建立西双版纳植物园之日期。《云南省志》将此混为一谈。]。将植物园选址在勐龙，当然是蔡希陶的主张。早在1956年有创建植物园意向时，他便开始选择适当园址，“曾经在全云南低纬度低海拔地带跑过四、五千公里，当时有些地区还不通公路。先后勘测过廿九个地点，仅允景洪一县勘察过十多个点”[ 蔡希陶：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建立过程中的几点体会，1963年11月，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会议材料。西双版纳植物园档案，1963-1-1.]，最后确定在距离允景洪五十余公里之外的大勐龙。
   一般而言，凡建设植物园，无不建在社会设施较好，又是地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方。在西双版纳当以景洪为其中心，理应在建在景洪。但蔡希陶认为，景洪周围的自然界面貌受人的影响太多，他理想中的植物园是可以就地引种植物，有多种多样栽培植物的园地，各种植物各得其所，又野生和人工栽培能相互参照。蔡希陶是将植物园之植物放在首位，而将从事植物园建设之人放在次要地位。如此考量，自然会有不同意见，但蔡希陶依然坚持，可以说明蔡希陶具有狂野性格，如同其早年主动申请来云南采集标本一样。但是几百人建设植物园与几个人采集标本，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将植物园设于荒野，无疑是蔡希陶在冒险。但蔡希陶敢于冒险，正是他的勇气所在。其后，植物园在大勐龙设立仅几月，便发现其地并不适宜，蔡希陶依然不曾退缩，还是按其理想，在远离城市之外，寻找园址，最终在勐仑选定罗梭江环绕之葫芦岛，如此变更，更见其意志之坚定。

作者简介：胡宗刚，江西九江人，副研究馆员，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研究机构和生物学家传记研究。

王 月 /文

   下了整一天的雨，歇歇停停，这是版纳在这个雨季的普通一天。这一天当中的有些时候，雨是伴着明媚的阳光一起洒下来的，这种少了阴霾的小雨让人觉得格外愉快，细细的雨丝在空中扯出一条条银线，亮亮的晃人眼。这时当我走在勐仑的一条小街上，几个身着艳丽傣裙的姑娘正说笑着走在前头，然而她们是没有一个人打伞的，几个人在这银线般的雨里活跃的走着，就像雨林里盛开的热带兰。这时我才注意到，走在街上的老乡们也不曾打伞，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雨，亦或许他们就喜欢享受这明媚的小雨。我想这是这个水一样的民族所特有的,这也是版纳几十年都没有变过的湿淋淋的雨季和它的人民。
   在去葫芦岛的路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罗梭江上升起了雾，一轮新月就弯在这雾气中。草丛里一只闪闪发亮的萤火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小心地放在手中，看着那忽明忽暗的美丽荧光，我的思绪也不停闪耀，来到葫芦岛的这几天，我一直希望能找寻一些关于50年代那个传奇故事的历史痕迹，可是岛上崭新的办公大楼，各种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和络绎不绝的游客让我无所适从。然而当我和园里的一些老职工聊天时，我知道历史不曾远去，只是时间让他们藏在了角落里和老人们的记忆里。我想在这鲜亮中掀起一些岁月的味道。

创业的故事 
   小雨中，依然有许多游客在导游小姐的带领下兴致盎然地游览着植物园。雨中，植物园和它的植物们更显青翠。园中的各种主路，辅路纵横交错，游览观光车可以开到每一个景点。经过50多年的建设，如今的植物园各个园区和景点布置得错落有致，井然有序。一切都象雨后刚发的嫩叶一样，新新的，亮亮的。我想除了亲身参加过那场创业的人，没有谁可以想象得到五十年前的葫芦岛是什么样子。其实在我和园里有着三四十年“园龄”的老职工聊天时，我问：“您来葫芦岛时，葫芦岛什么样？”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直接给我答案，他们都会在一两分钟内陷入那个并不算久远的年代。
   其实植物园最初建园的时候并不在葫芦岛，而是在距景洪46公里的大勐龙，但由于那里太靠近边境，交通和治安都成问题，于是姥爷经过再三考虑，植物园才重新选址在葫芦岛。当时葫芦岛上只住了几户人家，并且因为收留了一些被当地人污为“琵琶鬼”的村民而受到附近村寨的歧视。全岛为澜沧江的支流——罗梭江所环绕，进岛的唯一方法就是摆渡，形成了天然的封闭环境，再加上当地农民还没有掌握提灌的技术，岛上开发的耕地不多，大部分的森林都处于未受干扰的原始状态。这里的自然资源算是得天独厚，但要在这么封闭的环境中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植物园更象是天方夜谭了。
   然而当年年近半百的姥爷坚信，奇迹总是诞生在不可能之中。在蔡公村的陈列馆里，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把我带回了那个年代。十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全都赤着脚，高挽着裤腿，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灿烂的笑容。
   “有幸”参加了当年“创业”的一位老员工对我说，他们曾经奋战了20天，修起了全岛最初的7.5公里简易公路。当时大家住的全是自己搭建的茅草屋，下大雨时他们必须扶着那些随时就会倒下的“墙”。对于葫芦岛经受的每一次洪灾她也都历历在目，因为每一次洪水袭来之前他们的重要任务就是抢救菜地里那供应着全岛人的蔬菜。洪峰袭来时，他们又亲眼看着那些刚修起来的土坯房被大水卷走。那时的工作作息是，每十天有半天的休假。一个植物园里不分什么科室，只分修路组，烧转组，蔬菜组，养猪组……
   打开《园志》，一年之间的“业绩”是这样记载的：修建砖柱，瓦顶，土坯墙的房屋3300平方米，养猪108头，养牛60头，养鸡数百只。
    当年十四岁就来到葫芦岛的“小崔”，如今已经年近半百。他说他来到岛上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了瓦房，每家自己砍木头和找茅草盖自家的伙房。他当时的任务就是烧砖，供应岛上的建房之需。当时人小什么都不会干，一开始就跟着师傅学。烧砖的泥用的就是岛上的红土，为了增加粘性还要让牛不断的在泥上踩。师傅教他掌握烧砖的火候，他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师傅喊：“添柴了。”他就一个劲地往窑里塞柴，头都不抬地往里塞，可往往到了最后需要几个人一块往窑里扔柴。
 当这些老员工们说起那场轰轰烈烈的大建设时，他们脸上都闪耀着兴奋的红光，就象当年那烧砖窑里噼啪作响的熊熊大火映在他们黝黑的脸庞上。

图书馆角落的故事
   植物园的图书馆里，一排排国际、国内的学术期刊，中英文的科技文献和教材摆放得整整齐齐。我很惊讶在这么个边疆小图书馆里竟也收藏了这么齐备的各类文献。现在是清晨八点钟，整个植物园的工作刚刚开始，这时的图书馆静悄悄的，没有一个读者，只有图书馆的管理员在默默地擦着桌椅。一屡屡清晨的阳光从大大的窗户里射进来，各种悦耳的鸟鸣从图书馆后的树林里传来，今天的天气很好。
    我在一排排的图书之间走着，思考着，我想在这里会不会还有一些历史的痕迹呢？
    在整排书架的最尽头，我看到了这样的几本书。它们有着发黄的封面，大四开或四开的版本，书的侧面被人用白纸细心的贴补过。有的书封面上刻着：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三册，静生生物调查所印行，1935年；还有的写到：华北植物图鉴，北平所印制，1933年。打开书，泛黄的纸页上一幅幅手绘图精美异常。我知道我在角落里不经意地翻开了历史，它们把我带回了那个三十年代。
     在云南植物采集史上，1919年之前，我们看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赖神父（J.M.Delavay）：法国神父，自1863年即开始对云南植物搜集，其寄往巴黎博物馆定名的标本中有2500种在中国以往未见，1800中为未纪录的新种。
    傅礼士（George Forrest）苏格兰人，由英国皇家植物园派来采集，自光绪28年起，8次出入中国，收集植物材料三万号，6000余种。在滇西南采得大树杜鹃木材圆盘，陈列于大英博物馆。
   奥国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韩马吉，1914年来华，在云南采集了大批植物标本，后编《中国植物纪要》。
     1919年，中国人才走进了这段历史。
     1919年，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钟观光沿滇越路入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之后又有蒋英，1930；蔡希陶，1932-1934；陈谋及吴中伧，1933-1934；王启无，1935-1936；俞德浚，1937-1938。然而蔡希陶是我国第一位到云南进行大规模采集的植物学家。*
   一匹马，一条狗，一只猴子和一个人。这是姥爷对他三十年代时“鲁滨逊”式生活的概括。1932年他只身从北平取道四川宜宾从大凉山进入云南，之后他在云南崇山峻岭中的险途现在已无人能知，只有一张与一位不知名的向导的合影和数万分植物标本成为历史的见证。翻看姥爷三十年代在《文学》，《太白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文学作品，我对于这段“鲁滨逊”式生活的想象飞跃在字里行间。朴实的花苗姑娘，辛劳的赶马人，四十头牛的惨剧，奇特的凉山彝族，在这些优美的文字间，我们看见一个青年的细腻和执著，看见一个在林海草莽间穿行的背影，同时也记住了这个被作家唐弢称为“文学挽留不住的人”的大气手笔。  
  
造福于民的故事 
   在去东区沟谷雨林的路上，一片片高大的橡胶树林茂密地生长在道路的两旁，一丛丛低矮的茶树套种在橡胶林下。几个傣族妇女正在林子里收胶，每棵橡胶树的胶道上都有一片防雨用的白色塑料，胶道底是盛胶用的半个耶壳。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胶茶群落了。
   翻看姥爷文集，我发现他一生当中学术著作并不丰厚，除了早期从事的一些分类学研究外，他更看重的是能切切实实应用于生产的研究。从三十年代第一次进入云南时，他的理想就是能充分地保护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植物资源造福人民。姥爷晚年时曾写《我的兴趣是什么》一文，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在云南长期旅行，接触了不少农民朋友，他们看到我跑这么长的路，花这么多的钱，就时常问我：‘你采这么多的花花草草，拿回去作什么用呢？’这样的话，我不知听了几百次，但是我总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把科学研究的意义和国家的需要讲出来使当时的农民了解，就是我能讲出这番道理来，当时的农民也不一定会接受。可是。从此我就把这问题刻在我的脑筋里。我的工作，应该做在实用的刀口上，群众才会同情我。于是，我立定要用植物学这门理论学科去为人民做一些有用的工作的志愿。”而他在1981年逝世前写的另一篇文章是《推广双季稻栽培，发掘水稻潜力，增加水稻产量的建议》。这时姥爷向各地少数民族群众教授经济作物栽培技术的照片又浮现在我的脑海。的确，姥爷用他一生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诺言。如今，他引种的大金元烟叶品种，推广的橡胶种植，使得烟草和橡胶都成了云南的支柱产业。
   
一座桥一个时代
   又是一个清晨，我起了个大早来到罗梭江边，江上起了雾，附近的村寨都陷在这白茫茫的笼罩之中，一切都很安静。
   想起一位老员工曾经对我说起过的那个五十年前的清晨：每天早上，这里的群山都还在雾霭中沉睡的时候，人们就会从一种极有节律的“咚咚”声中醒来，这是周围傣寨妇女每天开始的第一项劳作———舂米。
    五十多年过去了，这里的一切都已不同，他们都如这舂米声流入了历史。
    我想五十年来，西双版纳这个名字对于人们的意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五十前，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西双版纳也不过是祖国地图上一个遥远而不可及的边疆。而现在西双版纳对于人们来说已成为全国独执牛耳的老牌旅游风景区，是一个人们只需花几个小时乘坐先进的交通工具就可到达的地方，又几乎是旅游地的代名词。它的首府允景洪也由原来一条街的小镇变为今天繁华的边陲城市。
   五十年前，西双版纳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植物学工作者的意义在于，它是世界在这个纬度上唯一的绿洲和它拥有无穷无尽的植物资源。山道上有马铃响，年近半百的植物学家带着他的助手来到里，这次披荆斩棘的旅行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久远的朝拜，五十年后，把这些醉心于植物研究的人们引向一个奇异的植物王国。
   我走过罗梭江上的钢索吊桥，看到一些工人正在给桥上的栏杆上漆，桥这头的栏杆已经漆好，桥那头还锈迹斑斑。忽然觉得这五十年就象在过桥，从桥头到桥尾一共走了五十年，过了桥，一切都已不同。只有罗梭江带着这段历史缓缓流淌。
    尘埃落定。

作者简介：
王月，女，蔡希陶的外孙女，在大自然保护协会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赵金丽 /文

  

   

    三月的西双版纳，宜人的雾凉季搭上了末班车，缓缓驶向泼水节的狂欢。

    刚刚看完电影《绿海天涯》，我乘上了开往西区的电瓶车，一味沉浸在电影情节中感人的幕幕，任凭晚风和着虫鸣花香，吹乱我青春的长发。车到了某一站点，停了。我按捺不住内心某种情愫的涌动，立刻下车，向蔡公村快步走去。

     薄雾清远，星光点点。

     我走过树海行雕像，循着池塘的蛙声，来到蔡老当年手植的那棵龙血树前。

     蔡老，您好！

     龙血树那如剑般的绿叶拂动了。

     您离开葫芦岛，离开您毕生为之付出心血的绿海，已整整三十年了。

     您的亲人，思念您。听到了吗？您的儿女孙辈们在为您深情地朗诵《您是一棵大树》1：

      您是一棵大树，植根于苍苍莽莽的深土
     一百年前的烟雨江南，您拉开了传奇的人生帷幕……

     您生前的老友、同事，追忆您。看到了吗？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他们，相聚一堂，共叙与您有关的陈年往事2：从您与俞德浚共同翻译《栽培植物起源》，到您独闯云南担当“采花委员”的“壮举”；从“大金元”的引种试种到橡胶宜林地考察；从您与吴老（吴征镒）共谋“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的科学梦，到您担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重任；从您重病中不忘送给沈师傅的“银丝卷”到寻血竭途中共享的“一份红烧肉”……

     您事业的后继人，缅怀您。见到了吗？那一拨拨老、中、青科技工作者们3，他们从您的论著与实践中探讨您的学术思想；他们尊称您是“中国植物标本采集的先驱者”；他们引经据典，认为您具有“文学家的激情浪漫、艺术家的奇思妙想、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们秉承您的足迹，思考环境友好型橡胶园得建设、结合植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新时代的资源植物……

    三十年，岁月流逝，沧桑巨变。

   您的儿女们现也已老去，孙辈们长大成人，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您千般的思念，他们一如既往“秉承您的宏志，勤奋工作，快乐生活”！

    您在大地上撰写的“立体文章”，如今已在云南的红土地上开花结果：“云烟”享誉中外、橡胶形成产业，樟油、香叶天竺葵油已成为云南省外贸出口创汇的重要商品之一，被少数民族誉为“圣药”的“龙涎香”，还有用龙血树提炼而成的“血竭”，都成为了云南医药的新兴产业等；

    您绿色事业的后继者们踏着您的足迹，开拓了人工植物群落学、民族植物学、保护生物学等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您毕生创建的两所（园），正踏着新的方向，书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1938年您艰苦维持而筹建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如今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已成为我国知识传播和高级生物学人才培养基地之一，成为西南地区天然药物产业化孵化基地之一；1959年，您带领着一群“鲁滨逊”们在西南边陲开创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如今这里组成精干的研究团队，发表了包括《NATURE》、《ECOLOGY》、《PNAS》在内的高水平学术论文，成为国际化的研究中心；这里已是我国面积最大（1 100公顷）和保存物种（近13 000种）最多的植物园，成为国家战略性热带植物资源研究开发与保存基地；这里拥有专业的科普队伍，数十年不断创新的“科普旅游”理念，每年吸引近60万次的游客，来葫芦岛感受热带雨林的魅力，来体验热带植物的神奇，于是，这葫芦里“药”也早已闻名中外！

百年诞辰之年，远在天国的您，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是否感到欣慰呢？

一阵风吹过，我看见那如剑般的绿叶又舞动了。我想，这应是您肯定的回应吧！

[1]2011年元旦，在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隆重举行科研中心启用仪式之际，植物园创始人蔡希陶教授的亲属应邀来园访问，并在当天晚上的文艺晚会上，他们集体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您是一棵大树》，深情回顾了蔡老远离繁华都市、扎根边疆、钻研科学、造福人民的一生。 

[2]2011年3月12日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昆明世博花园酒店举办纪念蔡希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来自地方各级政府、相关科研机构、兄弟院所、媒体以及蔡希陶先生亲属、生前老友、同事等共计100多位来宾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3]2011年3月13-15日，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办的“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暨蔡希陶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云南省西双版纳举行。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和研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和新进展，继承和弘扬版纳植物园创始人—蔡希陶教授学术思想。

历史背景：1929年，年仅18岁的蔡希陶因参加革命被上海光华大学开除，进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任实习生；1932-1934年，他主动请缨并受派遣赴滇考察植物，成为揭开“云南植物王国的面纱”第一人；1937年，他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筹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即今昆明植物所的前身)，40年代初，成功引种栽培“大金元”，发展云南烟草产业的早期业绩；1950年，在原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任主任。1951年，调查橡胶原料植物和考察种植橡胶宜林地，他和吴征镒教授共同提出了云南地区适宜种植三叶橡胶树的建议。

死标本VS. 活植物   

口述者： 禹平华

禹平华：1948年8月，他在蔡希陶担任实习总指导的烟草技术训练班学习，结业后留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跟蔡老学习烟草引种驯化栽培技术。后跟随蔡老来到小勐仑，从事植物分类工作。

   

 

1948年，我刚留所工作，对植物学知识一窍不通，但看到蔡先生和冯先生（冯国楣）天天泡在标本馆，拿着那些植物标本，一起讨论着，嘴里还不时冒出我听不懂的拉丁文，特羡慕，也很好奇，总忍不住在标本馆门口偷望。

 突然有一天，蔡老对我说：“小禹，看你对认识植物这么上心，往后就来标本馆吧。”

  “你的任务就是每天翻这些标本，从第一个柜子一直翻到最后，被虫吃的你要拿掉，受潮的你拿出来晒晒，但千万千万不要把标本搞坏了，一点都不能搞坏掉！”蔡先生特别强调地嘱咐我。

 从那以后，标本馆每天总能见到三个人的身影：蔡先生和冯先生一起给植物定名，而我则在一旁检查这些标本，从正模标本到副模标本，从第一份到第十万份标本，我乐此不彼地翻看着。后来，蔡先生递给我两本大学的《植物学》（上下册）让我自学，又常常对着某一类标本教我如何使用检索表、学习拉丁名。因为之前毫无专业基础，我像个刚满周岁的孩子，被蔡先生领着，在植物学门口开始蹒跚学步。

 直到有一天，北京有个药用植物方面的专家写信给蔡先生，请求帮忙采集一些八仙花科的野生种样品，当时人手不够，蔡先生就吩咐我去野外采集。出门前，他告诉我大理丽江这一带有4个种，并亲自做好这4个种的检索表，冯先生则让我拿张棉质，在标本室里用棉纸将已有几个种的叶子拓印出来。就这样，我怀揣这两位先生的“教科书”和嘱咐、带着一颗忐忑的心上路了。没想过了两周，我竟满载而归，两位先生看到我采集的标本，彼此对视笑了，异口同声地说：这小子，是块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蔡先生直接的表扬，心底简直乐开了花，暗自鼓劲以后要更努力，可不能让蔡先生失望。

 1949年后，我一次又一次地跟随蔡先生进行野外考察，我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云南所有的红土地：从高山到河谷，从温带阔叶林到热带雨林，每到一处森林他总要嘱咐一番：“我们记植物，死标本要记得，活植物也要记得。不单要知道植物是什么，还要记得这种植物分布在哪个海拔范围，要弄清楚它的生长环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记得问向导，到底这种植物在当地有什么用途，是可以用来做菜呢还是用做药材或是其它什么用途。”“另外，我们到了兄弟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所谓入乡随俗嘛。”没想这一跑竟连着跑了十年，鞋子都不知道跑烂了多少双！

 功夫不负有心人，野外实战的这十年，为我后来专门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记得1959年我到云南河口县采了两份不认识的植物标本，本想带回来请吴老（吴征镒院士）鉴定，可吴老那阵特别忙，我只好带着标本准备回标本室，路上碰巧遇到了蔡先生。

“这样吧，你先把标本放我这，我晚上先去看看包谷（玉米）地，回来再帮你鉴定。”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进标本室的门，远远地就听到蔡先生大声喊：“禹平华，你采标本还采出水平来了噶！”

  当时我就愣住了：我采了什么标本了？还采出什么水平来了？

  “你昨天带回来的两个标本，一个是新种，一个是新分布！”说完，蔡先生冲我诡异地一笑。

漫漫寻胶途

故事背景：

开国以后，蔡希陶接受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国寻找橡胶树。

1951年，蔡希陶率领一支调查队，从昆明出发，步行到蒙自，转到个旧，直达国境线上的金平。从金平到中越边境的麻栗坡，向东到广西省界上的剥隘；折回向西，转到了文山和红河，回到墨江，发现胶质很好的“九牛藤”、“大赛格多”、“中赛格多”、“鹿角藤”；

1952年，他又往滇西的芒市、盈江、陇川、瑞丽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盈江县城的凤凰山看两棵三叶橡胶老树时指出：“这两棵三叶橡胶树生长在海拔960公尺的山上，北纬24度多！云南省勘查种胶的宜林地时广阔的。”

1953年，蔡希陶率队参加由中央林业部发起、中苏专家组成的云南特种林调查队，出发到河口、金屏、车里、橄榄坝、芒市、盈江等地勘察调查，具体指出：“种橡胶，西双版纳最好，德宏差”。

国境线上的枪声 

口述者：禹平华

那天，我们调查队一行60多人步行了一天，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麻栗坡县。刚刚安顿下来，就听到外面“啪-啪-啪”的枪声。我循声听去，枪声是从对面不远处的山上传来的。

“开枪的是什么人？难道真是土匪来了吗？”惊慌失措的我，忍不住问身旁的蔡先生。

“怕什么，我们不是还有护卫队嘛！”蔡先生若无其事地研究当天采集的标本。

过了一会，枪声消失了，我们很快得到消息：原来当时国民党的残匪非常猖獗，为了保障云南特种林调查队中苏专家的人身安全，云南军区特别安排了一个排的军队全程护送。同时，我们调查队每到一个县或市，也会受到当地民兵武装的积极支援。而那晚由于天色已黑，我们的护卫队误将前来支援的麻栗坡民兵当做土匪，双方就开火了。

 又过了几天，我们到了小勐养的一个傣族村寨。谁料那天晚上正赶上一家傣族人送小男孩去寺庙当小和尚（傣族人信奉小乘佛教，男孩到了上学年纪都送到寺庙去学习傣文和傣族文化），整个寨子“叮咚-叮咚”、“噼啪-噼啪”又是鼓锣声，又是鞭炮声响了好一阵子，我们都以为是枪声，正准备收拾东西撤离呢。

“你咋把被子捆起来了？”蔡先生见我在捆被子，很是惊奇地问。

“土匪不是来了么！背着盖铺跑啊！”我回答道。

“你这小子，土匪真来了嘛，还要这些东西干嘛！生命才是最重要的！”说完，蔡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温室中的橡胶苗 

口述者：冯耀宗

冯耀宗，男，1955年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负责植物园的业务工作，1959年随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搬迁至小勐仑，任群落研究室主任。198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有《人工群落》等专著及有关实验生态及人工群落论文40余篇。

 1955年的金秋，昆明工作站温室。

 蔡老领着我们几个刚刚报到的大学毕业生，向我们逐一介绍温室里的植物。

“这是油瓜，一种油料植物，含油量高着呢。”

“哦，那是一种药用植物，傣族人用来止血，效果非常好。”

“来，你们摸一下这叶子，再闻闻看。”

“呵呵，香吧，这种植物叫香叶天竺葵，俗称‘摸摸香’，从它身上提取的香叶油，是调制各种化妆香精的母体香料呢！”

我们几个新人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温室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蔡老似乎也猜透了我们的心思，不等我们开口问，他就乐此不彼地给我们讲解。“蔡老师，这个一片叶子上长了三片小叶子的植物叫什么呢？”我看到温室中心有六株小树苗，叶子非常奇特，忍不住问蔡老。

“这就是巴西三叶橡胶树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橡胶，都是从它身上流淌出来的”，说完，他停顿了一下，脸上之前的笑容突然消失了，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我们国家急需橡胶资源，帝国主义却在封锁我们。巴西三叶橡胶树是热带雨林的产物，一直以来学术界的传统说法是‘中国无热带’，我们自己种橡胶的障碍重重啊！”蔡老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不过，据我们这几年的野外考察，中国是有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就有！而且我们在德宏和西双版纳都发现了三叶橡胶树！”接着，蔡老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三叶橡胶树在德宏和西双版纳的种植历史和两地的生态环境差异，“德宏凤凰山上遗留的那两株橡胶树因为栽种的早，所以才比西双版纳的长得更高更大。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考察，西双版纳地区纬度低，热带雨林覆盖面积大，更适合种橡胶树，这几株橡胶苗我们以后要种到西双版纳去！”

小知识：

德宏土司和三叶橡胶树

1904年，云南省德宏的土司刀印生由日本返国，途经新加坡时，购买胶苗8 000多株，带回国种植于海拔960米的云南省盈江县新城凤凰山东南坡，从此开始了中国的橡胶种植历史。到1949年时，凤凰山还剩下两株橡胶树。

旅泰华人和暹华胶园

西双版纳的橡胶种植应当从旅居泰国的华人钱仿周开始。钱仿周在泰国经营橡胶园多年，经验丰富，通过详细考察他认为西双版纳橄榄坝地区是块理想的橡胶种植地。经历了前期育苗失败的打击，钱仿周想出了一个保护橡胶苗的绝妙方法：将椰子壳锤成绒，与肥土搅合，把每株橡胶苗地根须一一包裹起来，这样娇气的橡胶苗装进木箱后就可以跋山涉水了。1948年7月，钱仿周率6名工人，自泰国那温驮运橡胶苗2万株，在曼松卡种植了300余亩的胶园，取名暹华胶园，解放后剩余橡胶树苗200余棵。

 

“奥亲 哈拉梢！”  

口述者：张育英

张育英，女，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担任温室管理员。1959年，随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搬迁至小勐仑后任该园经济植物研究室主任，跟随蔡希陶教授致力于热带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事件导读：

1956年，蔡希陶被聘为中苏合作组成的中科院云南生物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刘崇乐、另一副队长吴征镒），全队190余人（含苏联苏卡契夫院士），到红河哈尼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进行调查，掌握这些地区热带、亚热带植物区系之种类、成份及分布情况，为云南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正午时分，热带骄阳似火，路旁的石头也被烤得赤红。

 前方是一条蜿蜒小道，盘旋着伸向密林深处。这时，我们的大部队（中科院云南生物考察队）停止了继续前行。

“小张，前面都是山路，车没法开了，看来得靠骑马了”，蔡老一边卸车上的物品，一边对我说。

我看了看身后的马队，想起了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马帮，马背上都架着一套类似马鞍的木架子，大家正往马背上放各种物品。

“没见过吧，这种叫驮马，用来运输物品的。待会我们就要骑着这驮马赶路了。”蔡老对我解释说，“这驮马可不能双腿跨开骑，只能侧身坐上去，要不，不等一天下来，你这屁股就受不了！来吧，我扶你上马，得抓紧哦！”

没等蔡老说完，我凭着小时候骑马的经验，“腾——”地一下就牢牢坐上了驮马的架子上。

“哟，小姑娘，可以嘛！”说完，蔡老也很麻利地骑上马，浩浩荡荡的“马帮考察队”开始上路了。

这样，我翘着二郎腿、侧身骑着马跟在蔡老和苏联专家的身后，蔡老用英语、我用俄语和苏联专家们一路不停地交流。

从金屏、屏边到河口，从景洪、勐遮、勐养、勐海、勐腊到普文，从景东、思茅、普洱到墨江，从双江、临沧到耿马，从芒市、陇川、瑞丽到盈江，我们几乎跑遍了云南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森林，无论走进哪片森林，都听到苏联专家们的啧啧称赞声：

“奥亲 哈拉梢！奥亲 哈拉梢！”（音译俄语，“好哇，很好哇！”）

考察队返回昆明时，我们满载各类植物的标本、种子而归，而我的屁股竟磨起了厚厚的一层老茧。

天然大温室 

口述者： 张育英

跟随中科院云南生物考察队考察回来之后，蔡老就让我进昆明工作站的温室工作。

一天傍晚，蔡老又来温室了。

“小张，咱们从野外带回的种子和树苗育的咋样了？”

“一般吧。”

“哦？遇到啥问题了？”

“这温室的花儿就是娇嫩！再怎么精心栽培就是比不上热带森林里的！”刚刚又有几棵宝贝苗儿蔫了，我是又气又急，正好对着蔡老抱怨了一通：

“这种个头小的植物还好，虽然比野外长得小点，还好养活；可这大的植物，比如王棕、董棕，怎么精心呵护，还是没精打采的！夏天看着它们还长得好好的，可一到冬天就不行了。”

“温室的空间太小了，看着植物们一个个都长得很别扭，我这心里也别扭得很！”

“行，既然这么别扭，那咱们就找个天然大温室！”

  听蔡老这么一说，我高兴极了，对未来的天然大温室充满了期待。

 从那以后，我们野外考察时便多了一个任务：寻找天然大温室——热带植物园的适宜地。

历史背景：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蔡希陶和吴征镒等人一道奔赴西双版纳密林，经过艰苦勘察，最后由初始选定的允景洪大勐龙改为勐腊县境内罗梭江畔的绿色宝地——葫芦岛作为园址。1959年，蔡希陶离开了他为之艰苦创业20余年、并已初具规模的昆明植物研究所，来到了葫芦岛。他带领一批青年植物学工作者和当地兄弟民族工人，白手起家，自己动手，自建房舍，养猪种菜，改善职工生活，开发野兽出没的丛林，在昔日蛮荒的葫芦岛上创建了目前我国面积最大、保存物种最多，以热带植物开发、利用、保护为宗旨而闻名中外的热带植物大本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众里寻“园”千百度
口述者：冯耀宗

   

大勐龙的日子，没一天是安宁的：国境线上国民党残匪的枪声不断，周边农场主为土地问题争论不休，猛虎野豹时常出没…….
   “这样长期下去，看来不行。搞科学研究还是要有安全的环境！”一天，蔡老按耐不住焦急的心，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我已经向所里（昆明植物研究所）提交了报告，热带植物园需要重新选址搬迁！”
    没过几天，蔡老告诉我们报告通过了，我们便开始了漫漫寻“园”路。
   我们先到了西双版纳州州府——允景洪（现景洪市）附近的曼厅，那里有白塔、缅寺和水池，却没有原始森林；
   我们听说允景洪附近的石灰窑有原始森林，抱着很大希望，匆匆赶过去一看：那里已经变成了农场！
   后来，我们又在附近找了很多地方，最后都是失望而归。无奈之下，我们决定往西南方向的易武县（现勐腊县）碰碰运气。
   车开到了小勐养已正中午，吃过午饭，我们即将动身出发，碰巧遇上了刚去州里开会的易武县副书记周凤翔，他正在路口等着搭顺风车回易武，于是，我们同道而行，一路上少不了寒暄几句。
   在得知我们为寻新园址而四处奔波时，周书记非常激动：“小勐仑有个葫芦岛，岛上七分森林，三分农田，说不定很适合！”接着，周书记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葫芦岛及其周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到了小勐仑后，我们紧跟着周书记乘坐独木舟，渡江踏上了葫芦岛。
    好一个“世外桃源”！
   放眼望去，整个岛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好似一片绿的海洋，郁郁葱葱的，时值攀枝花开，一簇簇火红散落绿洋之间，美不胜收！岛上除了散居着十几户以摆渡、捕鱼和种地为生的傣族人家外，起伏呈现了大片的热带沟谷雨林、季雨林，盎然草木皆有意，仿佛向我们诉说：这里是热带植物物种最丰富的地方，这里就是你们科学研究最好的场所。
   葫芦岛被“发现”之后，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随后，一大批中苏科学家们纷涌而至，专家们没一个不惊叹、不称赞的！
   至1959年1月1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顺利搬迁到小勐仑，在葫芦岛上正式开园了。（文字整理：赵金丽）

奇思妙想争人才
片段一 
口述者：裴盛基
   裴盛基，男，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参加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初期的建设工作，1983年任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1987年因体制调整，调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填补了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空白。主要从事植物资源、植物分类、民族植物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论著120多篇（部）：获国内外科技奖项12项。 
    1959年初，昆明植物所人才动员大会。
  “同志们，西双版纳是块美丽富饶的宝地，那里有很多珍奇植物，苏联专家们见着都眼馋啊！那里的热带植物异常丰富，一屁股坐下去，就是三个研究课题！”
    全场哗然。
   “你们别笑，”蔡老继续激昂地陈述道，“西双版纳是云南最有前途的地方，很多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资源都在那！说不定哪天云南省的省会就搬到那了呢！同志们，献身革命是前辈们的崇高理想，如今献身科学是我们至上的理想！那里是你们施展才华的好地方，那里更需要你们的革命热情！”
   顿时，底下听众沸腾开了，议声一片。
   “他可真会想，这不是异想天开嘛！”
   “真是胡言乱语，鬼才去那么偏远的地方！”
   “他可是实地考察了很多次的，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吧？”
   “嗯，对，考虑一下。”
    ……

片段二 
口述者：裴盛基

   

1959年初，葫芦岛上。
   夜深了，在刚刚搭好了几间草房里，我和蔡老各自拼凑了两张饭桌，并排躺在上面，像往日一样，睡觉之前，我们又开始商讨并谋划植物园的未来。
   “要扎根边疆建园，光靠我们几个科研人员是不够的。”
   “是啊，光盖这几间草房我们都费了好大的劲呢。”
   “我们需要建一支综合的队伍，这里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要想和当地人和谐相处，首先需要一个当地的行政干部。”
  “嗯，可去哪找呢？”
   “明天一早， 你跟我一起去思茅地委（当时西双版纳州归思茅地委领导）要人才！”
   第二天，我们找到思茅地委的书记陈杰，说明我们的请求之后，陈书记便拿出了一大本“花名册”向我们逐一介绍，最后，蔡老选定了易武县副书记周凤翔——“他很有眼光，指引我们的人找到了葫芦岛。”“又是个高中生，这在边疆地区很不容易啊！我们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才！”
   在回葫芦岛的路上，蔡老跟我谈到他选定周凤翔的种种缘由，脸上那种欣慰之情显而易见。（文字整理：赵金丽）

片段三 
口述者：裴盛基

   

1959年初，葫芦岛招工现场。
   “你叫什么名字？”
   “桑本。”
   “哦？姓什么？”
   “不知道。”
   “我们要同时招很多工人，要做花名册的，没有姓怎么可以呢？”
   “谁再给我取个名字，我就跟他姓了!”
   “那就跟我姓张吧！”旁边一个工人随意插了一句。
   自那以后，哈尼族小伙子桑本就有了一个汉族名字——张绍书。
   在蔡老的指引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动员招募，伐木队、采石队、砖瓦队、筑路队、业务组、设计组、苗圃园、水电队、桥梁队、造林队，一支由当地多民族、来自五湖四海的综合基础建设队伍产生了。
片段四
口述者：刘怡涛
 刘怡涛，男，70年代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做临时工时，被我国著名热带植物学者蔡希陶教授发现，开始画植物标本在内的科学画。其间经常随到西双版纳植物王国访问的美术界名流到深山老林写生，开始领悟美术之精奥、荟萃各家之所长。中国文联授予97中国画坛百杰画家，中国美协会员。
   上个世纪70年代，葫芦岛的食堂。
   “听说了没？蔡老刚去参加全国植物学大会了。”
   “哦，是吗？”
  “嗯，我也是刚听室主任说的。听说他还承接了《中国植物志》好几个难题的撰写呢！”
   “哦。”
   “眼下正缺植物科学画的人才……”
  ……
   真是天赐良机！听到身旁同事们的这番谈话后，我高兴坏了，心想：这可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一直梦想着要当画家，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成分”不好，谁会想要来这里当砖瓦临时工！虽然现在已经转为苗圃组的正式职工了，可我更想实现当初的梦想！
   第二天一早，我怀揣着三幅连夜赶出的植物科学画——番木瓜，曼陀罗和苦果，小心翼翼地来到隔壁蔡老家里。
  “蔡老，这是我画的植物画，您看看怎么样啊？”说这话时，我心里直打鼓。
   蔡老拿到画后，甚是吃惊：“你这小子还真会装样！想不到你还有这番手艺！哈哈——你等等，我拿去给大家瞧瞧，研究研究再给你答复……”
   忐忑不安的两天过去了，我终于接到了正式通知：
   “你以后就来分类室上班吧，就专门画植物科学画！”
   从此，我跟随蔡老和其他科技人员深入热带雨林考察，负责植物的绘画工作，也因此开启了我的艺术生涯。（文字整理：姜虹）

集体鲁滨逊  
片段一 蓝图
口述者：裴盛基  藏穆

 藏穆，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潜心进行菌类研究，率先论证了我国西南地区环境与真菌演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首次系统阐述了该区真菌区系的特点；最早提出了我国真菌的地理分区；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了我国西南高山地区是虫草的一个重要分化中心，并先后发现虫草属的６个新种。

 

简陋茅草房内，蔡老正和几个年轻的科技人员围坐在一起，讨论如何规划这个“天然大温室”。桌子中央摆放着一盏自制煤油灯——将手搓的棉花插入盛满煤油的墨水瓶中，点燃之后便成了灯。原本昏暗的灯火，似乎比往日更来劲，在夜风的助兴下，火苗竟能蹭到一尺多高！
   “我们究竟要建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园？”
   “植物园未来的方向和任务是什么？”
   “具体我们要怎么建？”
    讨论一开始，蔡老先抛出了有关建园的几个关键问题。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们，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一番热议后，蔡老总结说：“我们现在对岛上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我们要边建园边规划。那怎么建园呢？英国皇家植物园当年建园是从种花种树开始，但这种模式不适合我们。这里本身就保留了原始的植被类型，所以，我们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砍树开始！”
   “当然咯，我们要砍的是那些多而杂的植物，珍稀的、有价值的物种得保留。”蔡老继续补充说，“另外，我们还要边建园边科研，你们在开荒时一定要留心观察植物，随时思考你们要研究的课题！”

片段二  从砍树开始
口述者：张育英  李延辉
  李延辉，男，1955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1959年，随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搬迁至小勐仑后任“植物资源组”组长，该小组便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的前身，主要从事西双版纳地区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利用。1984年1月至1986年12月，担任该园植物分类室主任，主编出版了《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名录》（第1版）。
  

每天清晨，天空白肚微露，蔡老便和我们一起，整装待发了：腰上别着两把砍刀，一大一小；背上一天的伙食——糯米饭、咸菜和竹筒水。
   到了预先规划的地点，我们先调查这一片有哪些植物，具有哪些价值，弄清楚这些植物的身份之后，便挥动大砍刀，先砍倒挡路的灌木、大藤本植物，再用小砍刀修剪茅草、野竹等，一步一步往前移动，一条一条线地往外砍。饿了，就着咸菜吃口糯米饭；渴了，喝口竹筒水；累了，隔着茅草、丛竹来段山歌对唱。
   “蔡主任，这棵榕树正好在这块规划地正中间，要砍吗？”
   蔡老望着眼前这棵枝叶浓茂的大青树，沉思了很久。他想起了当年在某棵大青树下和傣族同胞们一起唱赞哈调（傣族一种形式的歌曲），一起“水水水！水水水”热情欢呼的情景。他明白大青树在傣族人们心中具有何种神圣地位，以至于逢年过节总会对它顶礼膜拜！他更清楚，这高大的大青树背后一定隐藏了很多科研故事！
   “别砍，留着吧。”
     ……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们砍出了一片又一片试验地，砍出了我们的标本馆、药物区、人工群落试验区。热带植物园的雏形慢慢显露出来了。 

片段三 烫手的砖 
口述者：张育英

   茅草屋太危险了，遮不住热带的狂风，也挡不住热带的暴雨，得盖砖瓦房。白天，大家按照各自的分工，各尽其责，到了晚上，所有人一起出动帮忙盖房子。一天晚上，我用背带裹着尚小的孩子，跟着蔡老一起去搬砖。
   “这鬼天气，太热了吧。这砖已经晾了三天了，还没凉下来！”
   “怎么办？前头正等着砖砌墙呢！”
   蔡老走上前去，用手摸了摸砖，“不行，太烫！”
  “大家戴手套传砖吧，前头等不及了！”基建的负责人一边提议，一边给大伙发手套，谁料手套竟不够，后面还有十多人没手套呢。
  “这可咋办？”蔡老把他的手套递给了另一个人，心疼地说了一句。
   “没关系，这砖烫手是吧，那大家必定传得快咯！”我冲着蔡老诡异一笑。
   果然，那晚传砖的速度，比平常任何时候都快，不一会的功夫，那堆烧好的烫砖都递到基建师傅的手中。

智防牛害
口述者：许再富 冯耀宗

许再富，男，终身研究员，总园艺师。1959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961年参加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初期的建设工作，1968 至2001年，历任中科院云南热带植物所副所长，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副所长、所长和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所)长。连任研究所（园）负责人30多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专攻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40篇，编著出版学术著作21部，获国家、中科院省、部科技成果奖18项。

  

从国内外引种的植物，刚刚在葫芦岛上落户，竟成了“野牛”的乐园！
   原来，周边村民喂养的水牛，除了耕作时节要找回来耕地，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养野外的，通常一头成年的母牛放出去，等找回来时，后面一般都会跟着一头小牛！这些“野牛”吃腻了周边的野草，总会“泅渡”罗梭江，来葫芦岛上找新“乐子”。
   “药物区的小苗又被野牛吃掉了！这一年的心血全报废了！”“我们刚种的木薯，被野牛给践踏了！”
   “东区的橡胶苗竟被野牛当成挠痒痒的工具，可怜的小苗，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
   “让人头疼的是，这些野牛练就了一身跑、跳、跨栏的好本领，我们的防牛沟和铁丝网根本不管用！”
   “最可气的是，那些村民竟将我们的铁丝网夹断，不仅方便他们自己进来开垦自留地，还方便他们的野牛直接进出！”“……”
   听着大家对野牛的重重抱怨，蔡老的神情显得有些凝重了，“你们可有啥好法子，来治治这些野牛？”
  “依我看啊，咱们得养狼狗，专门咬赶野牛，吓几次，那些野牛肯定就不来了！”“对，得吓吓这些牛，我们对牛放鞭炮吧！”“……”
   听完了这些建议，蔡老摇了摇头，“这些建议可能暂时会解决牛害，但会违反我们的民族政策。我们要智防，最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防。”所谓智防，蔡老提出在野牛进出的关键口建“梅花桩”，人易通过，牛无法过；另外，他建议在江边种植一种长得极其密集的“灰杆竹”，作为防牛竹墙。提到“从根本上防治牛害”时，蔡老语重心长地说：“老百姓因为不知道我们这‘葫芦’里究竟出的什么药，所以才会破坏我们的铁丝网。我们要早点‘出药’，早点将这些‘药’惠及给他们，老百姓尝到甜头了，自然会主动保护我们的基地！”
   在这“两防”策略下，没几年，葫芦岛的牛害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文字整理：赵金丽）

 

蔡希陶是位急国家之所急，急人民之所需的科学家。人们记住了“他是中国植物资源学的开拓者，是丛林中披荆斩棘的勇士”，却鲜有人知，除植物学研究之外他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时光荏苒，岁月流逝，“他那伟岸的身躯、锐利的双目、宽阔的胸怀、爱国的情怀，象一座巍峨的高山，永远屹立在人们心里”。

银丝卷 

口述者：黎兴江 臧穆
事件导读：沈师傅——沈国泰，原昆明植物所的驾驶员，当时，蔡希陶已在昆华医院住院，沈师傅也在黑龙潭家里养病。
    “沈师傅，我们来看您了！”
   臧穆和黎兴江两口子还没进沈师傅的房门就大声叫着。沈师傅卧病在床，虚弱中看见他俩推开门进来。
  “沈师傅，看我们给您带什么好吃的来了？”他俩一边打开带来的纸包一边卖着关子。沈师傅吃力地笑笑：“看我这样子，还能吃得动啥啊？”
   “这可是您最喜欢的银丝卷呢！蔡老啊，特地让我们从城里回来的时候捎给您的，说您最喜欢吃了。”他俩把打开的银丝卷小心翼翼地递给了沈师傅。
   “蔡老——他还惦记着我——我都不能去医院看看他了……”沈师傅老泪纵横，声音哽咽，拿着银丝卷的手也颤抖起来。
   “嗯哪！蔡老说，他也躺在医院了，不能来看您啦，所以特地嘱咐我们一定要带您最喜欢的银丝卷回来。看，这不……”他俩再一解释，沈师傅已经泣不成声了，两人在一旁看着也不禁泪水满面。
    直到臧黎夫妇离去，那哭声还在身后一直回响。

 （文字整理：姜虹）

第一颗牛奶糖  
口述者：黄自云(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职工)    
  

   一九六九年，我刚好五岁，每天父母去上班之后，我便在园里独自玩耍闲逛。记得当时正值“文革”之风肆虐版纳植物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蔡老受“海瑞罢官”事件牵连，惨遭批斗，并下放到南药园参加劳动改造。
   有一天下午，我在玩耍中不知不觉地来到南药园地边，远远地看到蔡老正在地里劳动，他身着白色大褂，头戴草帽，艰难地挥动着一把大锄头。正在这时，忽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休息啦！”蔡老便停下手中的活计，拿着锄头来到地边休息。蔡老来到我站的树荫下，将草帽推向身后背着，锄头横着支在地下，就着锄柄坐了下来。蔡老见我，微微一笑，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亲切地问道：“小朋友，你几岁了，是哪家的孩子？”我如实地作了回答。“哦！原来是老洪师傅1家的孩子！”蔡老点点头，“你吃过糖吗？”蔡老接着问。“当然吃过，我吃过思茅的水果糖呢！”我回答道。“你吃过这样的牛奶糖吗？”蔡老一边说着，一边从裤兜里摸出一颗牛奶糖递给我。我高兴地接过这颗糖，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将这颗牛奶糖放进嘴里含着。这是我生平吃到的第一颗牛奶糖，那滋味——又香又甜又滑，真想就这样一直含在嘴里，永远也别化掉！
   不大一会，蔡老站起身来，摸了一下我的头，拎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文字整理：赵文娅）

【1】父亲本姓黄，由于初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时，江川县口音太重，将“黄”字发音成了“洪”字，所以当时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将父亲的姓写成了“洪”字。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工作人员到父亲原籍调查，才将父亲的姓从“洪”字又改回了“黄”字，在当时父亲为此事还挨过批评。
水烟筒 
口述者：黄自云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下午，父亲正坐在自家小院里，抱着个大大的竹制水烟筒，微微歪着头，侧着脸，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筒。父亲一边吸着，还一边用一根小木棍不时地拨弄着水烟筒嘴上正燃烧着的烟丝。突然蔡老走进了我家，说找父亲讨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父亲见蔡老走进家来，连忙请他坐下。看到父亲正在吸的水烟筒，他竟然象个孩子一般地好奇。
   蔡老问道：“老洪师傅，你为什么歪着头，侧着脸吸烟？你吸的是什么烟？”  
 “我吸的是水烟筒，点燃的是毛烟丝，都是从老家江川县带来的。因为我的脸瘦长，所以歪着头，侧着脸吸，才能把水烟筒口完全堵住，不让它漏气，这才能吸得起来，象您这宽大的脸，正面对着水烟筒口也能吸得起来！”父亲笑笑地回答道。
   蔡老听父亲这么一说，哈哈大笑起来，接着说：“我可以试一试吧！”
  “当然可以！”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将水烟筒递给蔡老。蔡老接过水烟筒，正面对着水烟筒口，用力一吸，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吸过水烟筒，没有掌握其中的技巧，结果没有吸响水烟筒，反而在呼气出来的时候，将水烟筒里的水从烟嘴吹了出来，毛烟丝也随之冲了出来。父亲见此情景，不禁哈哈地笑了起来。
  “不行！不行！”蔡老也有些不好意思了，把水烟筒还给了父亲。紧接着，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盒纸烟，抽出两支，递了一支给父亲，“水烟筒可以用来吸这样的纸烟吗？”“当然可以啰！”父亲一边回答，一边接过纸烟来插在水烟筒的烟嘴上，点燃后轻松熟练地吸了起来。“哦！水烟筒这东西，看起来很简单，整起来还蛮科学嘛！”蔡老笑着说。这几分钟愉快的“水烟筒事件”之后，蔡老接下来才与父亲谈起了工作上的事情。
（文字整理：赵文娅） 

老根送别
口述者：曼俄村民  
      

    我们的蔡波涛走了。
    真的走了？
   老根1不相信这是真的，相识20年了：蔡波涛卷起裤腿和他一起下田插秧，亲手给他理发，竹楼里一边听赞哈2一边“水！水！水！”举杯祝福……这些场景历历在目，仿佛昨天才发生的，可是……
    “这是蔡老的遗愿。”
   “不行！试验田是蔡波涛搞的，可这里太脏了，骨灰放这里对他不尊重！”
   “那放寨子里的那棵大青树下？”
   “没人管理和保护，不行！”
   老根很想将蔡老的骨灰留在寨子里，可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全部放在葫芦岛上更踏实。
    那日，细雨霏霏。
   老根跟在护送蔡波涛骨灰的队伍里，一步一步丈量从曼俄村寨到葫芦岛的距离，每一步竟是如此沉重！这20年来，蔡波涛走了多少这样的来回啊！
   护送的队伍，越来越长，附近的曼俄、曼边、曼炸、曼安的村民们，男女老少，都默默地走了上来，巴卡、大卡的哈尼族同胞们也闻讯赶了过来。
   那棵蔡波涛亲自栽种的龙血树跟前，围满了送别的人们。
   老根接过君葵手中的骨灰盒，手微微颤抖着，安放在那叶如绿剑一般的树下。第一把土，添上了。
    蔡波涛，安—歇—吧！

[1] 傣族人一般认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做兄弟，则互称为“老根”。
[2] 赞哈，中国傣族曲种，傣族民歌形式之一。

那些钱
口述者：藏穆 黎兴江
     1981年，葫芦岛上。
   “你们是蔡先生的儿女吧？”渊明，仲明和君葵正在蔡老住过的小屋内，收拾他的遗物，突然看见门口挤满了工人和当地村民。
   “嗯，是的，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大女儿渊明回应道。
   “这钱，给——”只见一个工人递过来一张沾满油渍的五元纸币。
    “还有我的10块！”
    “我的2块！”
    “我的10块5毛！”“……”
    姐弟三人面对这突然的钱，很是纳闷：这究竟是咋回事？
   原来，父亲在“蹲牛棚”期间一直没发工资，等到“解放”后，这些工资都一起补发给了他，父亲对着这“多出来”的工资，想着那些穷苦的工人，就将钱全分给了他们。
    “这是蔡老借我回家探亲的路费。”
    “这个蔡先生借我的生活费。”
   “这是他给我的医药费，还有这是我小孩的学费！”“……”
   “老乡们，这么多年，我父亲在这边疆，受大伙照顾了”，姐弟三人看着老乡纷踊着还钱，泪眼眶眶。“这些年，他蹲牛棚时，你们关心他，照顾他，他心里很感激你们，这些补的工资，是他答谢你们的方式。如果我们再把这钱收回来，我们是给父亲脸上抹黑啊！”
   一番“争执”后，那些工人和村民，最后还是揣着各自的钱，回家了。
（文字整理：赵金丽）

爸爸送我一匹马
文字：蔡渊明（蔡希陶的长女）
  

  小时候我们住在位于黑龙潭的昆明植物所。爸爸常骑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很帅气。有一天，爸爸送我一匹灰褐色的小马，让我也练习骑马。没想到，这匹小马脾气倔得很，我骑上去多次被甩下来，摔得很痛，我害怕了。但是爸爸仍然要我每天坚持练习骑马，在他耐心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终于能和爸爸一起并肩骑马了，我很自豪。
   文革中，我从北大毕业，被“发配”到内蒙戈壁滩。同事们对我这个从北京来的女大学生，能很快适应那里艰苦的环境非常赞赏。并且，对我能大胆、从容的骑马、骑骆驼感到十分惊讶！
   直到这时，我才懂得，爸爸教我骑马，不仅是教我骑术，更重要的是教我能勇敢的面对逆境。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丝毫的说教。

爸爸，马呢？
口述者：臧穆、黎兴江
事件导读：蔡希陶送大女儿蔡渊明一匹灰褐色的小马，渊明非常喜欢骑这匹马，当时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工人几个月都发不起工资，又赶上过中秋节，妻子向仲打算把自己的首饰都拿出来卖了，蔡希陶则决定把女儿的马拿去卖了，最后，马卖了，首饰保留了下来。

 

   “爸爸，我要骑马去！”渊明一大早起来就大嚷着，然后冲到平日拴马的大树下。
   “爸爸，马呢？今天怎么不见了！”渊明着急地找马，可是地上除了马蹄印哪有马的影子啊。
    蔡希陶和邱大爹（邱炳云）闻声出来，看到小姑娘已经开始在树下哭闹着要骑马。
  “我们今天不骑马，好不好？等你长大一些的时候再骑……”小姑娘哪里肯依，依然在那里大哭。蔡希陶叹了口气，对邱大爹说“让她哭吧，过几天就好了。”
   邱大爹心里酸酸的，给渊明擦眼泪。昨天蔡老让他牵马去卖，他心里就好难过，蔡老和小姑娘多喜欢骑这马啊，哪舍得啊？但蔡老还是让他牵马去卖了。不然怎么办呢？过中秋了，工人都发不起工资，都没法好好过日子，大过节的好歹也要犒劳下大家。而且，向仲老师也差点把自己的首饰都给卖了，他俩看着工人跟着自己苦，心里也难过啊。
（文字整理：姜虹）
 
向仲啊——向仲—— 
口述者：蔡渊明 蔡仲明 蔡君葵

  

    1961年的一天，昆明植物研究所办公室来电：向仲病危。
  “请-请转告她，再——再忍一下，坚——坚持几天，我马上回昆明！”蔡希陶拍了拍身上土，急忙连夜赶车返昆。
那一千多公里的山路，怎么会如此漫长？
    我的向仲啊，你一定要挺住！
   等我回来，我们再叙当年北京香山的红叶之旅，你笑我貌似卓别林的装扮，我道你有黑社会女老大的范儿；等我回来，我给你朗读你最喜欢的《涓涓集》，看你诗人模样的思考；等我回来，我给你熬药，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菜；等我回来，我得亲口对你说，这三十年来让你终日与寂寞为伴，与病魔为伍，我很是愧疚，余生我一定补偿……
   昆明，昆华医院。
   蔡希陶和大女儿渊明守在病床前，亲眼看着向仲停止了呼吸。渊明嚎啕大哭起来，蔡希陶悲痛地搂过孩子，把渊明按到椅子上。
   “渊明，这是病房，病人要休息。现在是深夜，你要为其他病人着想，不能这样自私，不能只顾自己，妈妈已经走了！”泪眼模糊中，他最后一次深情地望了一眼他的向仲。
（文字整理：赵金丽）

保姆李大妈
口述者：蔡仲明 蔡君葵

 

  1967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执行资反路线”，批斗时还被打破了头。
   保姆李大妈在家守着我们，她一直弄不明白：老蔡多正派、多亲和的一个人，怎么被批成“坏人”，还遭这么多的罪？！
“  大妈，你是劳动人民，我们都是贫下农，可那蔡希陶是‘走资派’，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
  “大妈，只要你站出来揭发他，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压迫你、虐待你的，我们还你‘公道’！”
“对！只要你肯揭发，我们马上动员我们的队伍帮你找失散多年的儿子！”……
   一天，一群红卫兵又闯进如意巷，围住了准备回家的李大妈。面对这些强势的人，李大妈一直保持沉默。
   红卫兵走后，李大妈赶紧翻找身旁的垃圾箱——那可是她刚在郊区偷偷买来的米和鸡蛋，晚上要给孩子们加餐的！
   后来，“革命”越闹越厉害，我们都被逐出了如意巷，“下放”到了边疆，或许是心灵感应，又或许李大妈不想一人孤苦伶仃守在如意巷，在我们离开昆明前，她突然患中风病故了。（文字整理：赵金丽）

一个科学家，一个艺术家
口述者： 蔡仲明 
   

   他，早年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过绘画，酷爱文学，才华横溢，受到过鲁迅先生的赞赏。他痴迷云南、西双版纳丰富的资源植物，远离北京、后又离开昆明，来到边疆西双版纳，在这片广袤的热带雨林苦寻着造福人类的植物资源，探索着雨林的神奇。
   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创作的巨幅花鸟画融合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的技法，一改传统文人画闲情逸致、性灵小品的境界，创造性地展示出云南西双版纳繁茂的热带雨林之美——壮阔、奇野，充满生命律动！
   一个为国为民的科学家，一个为真为美的艺术家，蔡希陶和二女婿王晋元，都深爱西双版纳这片土地，各自追求着自然的大美，追求大美里隐藏的真理。
   “你画的这种植物怎么可能长在这样的生境呢？”
  “那种植物的叶子是对生的啊，不是互生的！……”蔡老总是对艺术家的画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
   “艺术作品嘛，重在意境，要允许艺术想象和加工，否则就没有艺术美感了……”艺术家则会为自己辩解。
   他们常常因为绘画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发生有趣的争执。但事实上，晋元的艺术作品常常会因为切身的观察体验和蔡老的科学指导达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这一切，也许就是葫芦岛如今成为艺术岛的渊源，科学和艺术在此永恒对话的契机。（文字整理：姜虹） 
  
生 命 树
文字： 蔡仲明（蔡希陶的次女）

   您静静地卧在这颗树形犹如宝塔的水杉树下。在早年由您创办的昆明植物园中，种植着这棵当年您由湖北利川县移植在此的水杉树。如今埋着您部分骨灰的土地上，立着“蔡希陶教授纪念碑”的石碑。这种素称植物王国的“活化石”，古代的孑遗珍贵植物，树干通直，高大挺拔、叶色翠绿。我仰望水杉，它承载着的就是植物学家一生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对科学事业的无私奉献，向着蓝天向着太阳，永远的向前、向上，万年亿年犹葱茏。
  您静静地卧在这棵四季常绿、叶片硕长健美的龙血树下。在您早年创办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这株当年在“十年浩劫”的余威中，您赴孟连亲采了这株柬埔寨龙血树。如今埋着您另一部分的骨灰，地上立有一块由罗梭江中打捞的天然石头，上面刻有“龙血树 第一任园长（1959-1981）蔡希陶教授手植”的石碑。这株龙血树现仅百余龄，但寿命可达六千余年。龙血树的茎干能分泌出血红色的液体树脂，是能治疗多种疾痛的南药。龙血树生长在土质贫薄的石灰岩中，而它用自己的“血”为人类治病解痛。我凝视龙血树，它承载的正是您一生历尽艰辛，创新实践着的让自己掌握的植物学知识，能更多，更好，更完美的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崇高理想。
   无论是昆明的水杉树，还是版纳的龙血树，都是生生不息，欣欣向荣与世永存的生命树。

历史背景：1961年泼水节，周总理和缅甸总理来到允景洪，蔡希陶和其他专家一起聆听总理对西双版纳的开发要注意森林保护的指示，研讨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蔡希陶和吴征镒、曲仲湘等提出了合理开发经营热带森林的战略措施，创立了人工植物群落学。蔡希陶一生都视少数民族同胞为兄弟姐妹，一方面，他虚心学习少数民族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另一方面，又推广研究的成果，来改善少数民族生活和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这些对他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在70年代末期，他也鼓励和支持学生们开展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成为植物资源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背景导读：1959年，蔡希陶提交《关于划勐仑区为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勐仑自然保护区成立；
1977年，蔡希陶撰文《亲切的教导——无穷的力量》于《云南日报》，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1978年，蔡希陶和赵军成一起撰写建议书：《关于加强西双版纳热带森林保护的建议》刊于《科技工作者建议》；
1979年，蔡希陶撰写了《优先保护好现有的自然保护区——谈谈西双版纳的合理开发利用》刊于《云南日报》；
1980年，蔡希陶与冯耀宗一起撰写《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的钥匙》——谈谈人工植物群落学，刊于《百科知识》上。

一、守护热带雨林

保护我们的龙山 

口述者：
   曼俄村民：刀中华（91岁）、波丙（76岁）妹喃香（75岁）波罕叫（75岁）波务安（61岁）波燕再香（77岁）波务囡（82岁）波罕但（75岁）波务磨呀（73岁）
    许再富

  

    “蔡波涛1，那批湖南人来这转悠好久了，都在盖房子了！”
    “他们来这干嘛？”
    “砍树种橡胶！要砍我们的龙山2啊！”
   “蔡波涛，龙山可不能动啊，那可是我们神灵的家园！”
   “蔡波涛，您是大科学家，一定要帮我们想办法阻止啊！”……
   蔡老刚进曼俄寨子，就被村民们围的水泄不通。面对此情此景，蔡老无言以对，稍稍安抚了一下村民，便迅速赶回葫芦岛召集工作人员商议。
   “老百姓的龙山很重要，确实不能动。而葫芦岛周围的沟谷雨林和石灰岩季雨林，都非常宝贵，照目前这形势，看来把这些原始森林划为自然保护区，非常必要。”
   “我们先了解一下周边森林概况，讨论一个保护方案，尽快提交省人民委员会！”
   1959年12月23日，《关于划勐仑区为自然保护区的报告》提交了，很快云南省政府下文：
   “界线东南自勐醒起，往南沿勐醒河至其与罗梭江会合处，往西至勐宽，往北至攸乐山曼卡丫口，往东南至拉都，由拉都往东南至勐醒及易武县勐腊区拉着至沙仁沿河两岸15公里的森林及易武区曼腊大山的森林”均归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管理，这大体上就是后来“勐仑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当时这也是云南省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1】波涛：傣族对年长男士的尊称。
【2】龙山：一般指分布在傣族村寨附近一片森林，傣族人认为其为“神居住的地方”，在这里的动植物都是神家园的生灵，是神的伴侣，不能砍伐、狩猎和破坏的。
 
难忘傣历1323年 

口述者：召存信（西双版纳州老州长） 冯耀宗

召存信，男，傣族，在1953至1992年连任七届州长和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双版纳的“终身州长”。一生致力于“兴州富民”的事业：如发展普洱茶产业、组织引进橡胶种植、发展傣医傣药等振兴民族经济；修建两座澜沧江大桥、西双版纳机场、建立了多个国家级、省级口岸，开辟了连接中缅老泰的澜沧江至湄公河航道，支持创办热带作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六个省属、中央直属的科研单位等。

  

傣历1323年(公元1961年)4月，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西双版纳，与我们一起欢度泼水节。   
   一阵泼水狂欢后，庆典大会结束了，周总理换了件衣服，提出要接见蔡希陶教授等人。
    “你这个大科学家，怎么穿了这一身小衣服？”
    周总理见蔡老堂堂七尺大汉竟委屈地套了身窄小的西服，袖子和裤腿短出了一大截，忍不住哈哈大笑。
   “路远，来不及回家换衣服了，就借了一个老朋友的。”蔡老很是无奈地回答。
   原来，几天前听说要晋见周总理，蔡老早早就借了一身合适的正装，可没想庆典大会上的泼水，将衣服全泼透了，情急之下，他只好向云南热带作物所石明辉所长临时又借了一身西服。
    “天热，外衣就不要穿了。”
   得到了总理的“特批”，蔡老迅速换掉外衣，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我们谈一谈”，说这话时，刚刚洋溢在总理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总理陷入一片沉思中。
   过了一会，总理严肃地说，“这次来到西双版纳，一路上看到了，大家都在开垦，干劲很大。要肯定这是好事。只是一些陡坡上的树木也给砍伐了。这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蔡老微微点了一下头，继续听总理的亲切教导。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正是处在回归沙漠带上，非洲、亚洲、美洲，一路看过来，这样的一条带上，有这么多沙漠和将来要过渡到沙漠去的热带干旱草原！唯独西双版纳还保留着这么美好的热带雨林！”
   听到这里，蔡老很是吃了一惊，总理竟有如此敏锐眼光，提出了如此专业而严重的问题！
   “你在西双版纳做植物学工作。你们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界。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总理最后语重心长地补充道。
   “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已经列了专门的研究课题，叫做《多层多种人工群落研究》，已经列为中国科学院的重大研究课题了”，蔡老非常激动，说话都有些口吃。
   接着，蔡老向总理很详细地介绍了什么多层多种人工群落，人工群落的科学依据及其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等。看到周总理一直微笑着点头，蔡老深切感到心底有种无穷的力量正在蔓延开来。
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的钥匙
口述者：冯耀宗

  

为什么层次交错、千姿百态的热带雨林，屹立了几百万年依然生机勃勃？
   为什么人类精耕细作、单一种植的人工林地，不几年便会土壤贫瘠、虫害频频？
     大自然自身化解矛盾的秘诀何在？
   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蔡老的脑海中，他也时常和我们提起。直到50年代末，他与吴征镒、曲仲湘教授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三人一拍即合。“你看我们研究的这个龙山林，植物群落结构多丰富啊，有乔木、灌木、草本，还有藤本植物缠绕其间，除此之外，乔木上还有很多附生和寄生的植物！”
  “是啊，哪像那些橡胶林，太单一了，一旦感染虫害，整片林子很快就完了！”
   “要不我们也建一个‘人造龙山’？模拟热带雨林的多层多种结构，把热带地区最有价值的三叶橡胶树、咖啡、可可、砂仁、茶叶……根据它们的生长习性，分层分种种植在一起，建造出一个植物人工群落。”
    “好啊，好个‘人造龙山’！”
    “这可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课题！”
     ……
   不久，蔡老把一份中国科学院关于《多层多种人工植物群落研究》课题的批准文件，亲手交给了我，我打开一看，文件上写着：人工群落研究课题，属于中国科学院的院管重大研究课题，由吴征镒、曲仲湘、冯耀宗三人负责主持。看完后，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立誓要把这项研究认真做下去，绝不负蔡老的重望！
   一开始，我们在葫芦岛上开辟出200多亩实验基地，以橡胶、茶叶、咖啡、可可、萝芙木、千年健、金鸡纳树、砂仁等许多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植物为主，组成不同层次的配置，进行各种不同的试验：
   哪种或哪几种植物配置是最符合大自然规律的？
   哪种组合既能保证高效稳产又能克服自然灾害？
   如何组合能最优发挥植物自身的耕作、施肥、除草、灌溉、防治病虫害等效能？
     ……
   通过反复的实验和实践，人工群落的研究逐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胶茶群落已在云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被生产部门称为“建立稳定性生产基地的一项战略措施”，并先后获得了多个奖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国际瑞士“雄才大略奖”等。

一份建议书  
口述者：赵军成

赵军成，男，1961年因编制调整，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调至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任办公室主任和该园驻昆办公室主任，至退休。

    1978年的金秋，昆明昆华医院。
  “蔡老，我来看您了。”看着蔡老躺在病床上，微微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思考什么。
   “哦，小赵来了。”蔡老睁开眼，缓缓坐了了起来。
    “您可好些了？”
   “呵呵，没事，我这命硬，总能逢凶化吉。小小的脑血管痉挛奈何不了我！”蔡老冲我淡然一笑。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又转身对我说：“对了，昨天省科协打电话来，提议我们作为科学家，应该写点建议方面的文章。我琢磨了一天，我们应该写篇关于加强西双版纳热带森林保护方面的建议书！”
   紧接着，蔡老向我描述30年代初他第一次进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时的震撼场景，又向我谈起50年代他到西双版纳开辟基地时的种种奇遇。
   “西双版纳可真算得上植物王国的皇冠，是名副其实的‘种一年吃三年’的大粮仓！”
   “有天傍晚，我在罗梭江里划舟，突然，一条5公斤的大鱼竟凭空跳进了我们的小船！又一次，我们在河边玩，脚下踩着一块大鹅卵石竟晃动起来，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5公斤的老鳖！”
    ……
   说到这些，蔡老的眼神充满了幸福，我仿佛也被他带到了那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年代，不由得羡慕不已。
   “哎——，可惜现在国家关于自然保护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采取的保护措施不力，不少地方毁林垦荒、乱捕滥猎的现象很严重！59年我们提议建立的勐养、勐仑、勐腊、大勐龙4个保护区，这才不足20年，大勐龙保护区却已名存实亡了！”他又长叹一口气，停顿了一会，“周总理生前嘱托我们要保护好自然资源，我们可不能忘啊！”
   从病房出来后，我带着蔡老列好的提纲，匆忙赶到省林业厅、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并着手撰写建议书，后来又经蔡老的修改，《关于加强西双版纳热带森林保护的建议》一文于1978年刊于《科技工作者建议》第16期。
科学的春天 保护的使命 
口述者：许再富

   1977年，全中国拨乱反正、振奋人心的一年。
   为了下一年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准备材料，蔡老被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学科发展规划”会议，我有幸陪同蔡老参加此次高峰盛会。
   会场上，那些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科学家们，相聚一起，互相敬意问候，庆幸熬过劫难，那场景真让人感动，人们似乎都对即将到来的“科学春天”充满期待，喜悦之情，流于言表。
  会议期间，白天，我随同蔡老，听取老科学家们为国家百废待兴的科学事业献言进策；晚上，蔡老给我分析当前学科发展的态势，讨论我们葫芦岛未来的发展方向。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
   1978年，乘着国家的“科学春风”，葫芦岛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葫芦岛由原来“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隶属云南省科委）改为“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隶属中国科学院），新的名牌由邓小平同志亲笔书写。蔡老继任所长，恢复了所里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在葫芦岛上，召开了第二次“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工作会议”。参会专家针对当时西双版纳毁林种植橡胶的严重问题，给方毅副总理、李井泉副委员长和邓小平副主席写信，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引起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发出了“迅速制止毁林开荒”的通知。也是那一年，经蔡老同意，我在葫芦岛方向任务中加上了“保护”二字，即“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研究”。（文字整理：赵金丽）
二、版纳的“波涛”

又是“老马经验”？
口述者： 许再富  

故事导读：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很多地区掀起了“样板山”、“样板田”的热潮，科技人员纷纷走出科研园地，送科技知识到农村山寨，版纳植物园的样板田工作，首先定在勐仑的曼俄傣族村寨，推广种植“白壳矮”、“双季稻”等。

   

曼俄村委会的竹楼里，挤满了村民，有作为一家之主专门来开会的，也有抱着孩子来看热闹的，人们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会议并不很热衷，三三两两的凑一起，聊些家常。
   “比比郎郎，敬烤不林，偏混登傍”，蔡老见村里人来的差不多了，便脱口说了一句刚学会的傣语（意为“兄兄弟弟，相互关心吃住”），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都很惊奇地望着眼前这位年过半百的老汉。
“我们植物园特别成立了一个科技小组，来协助大伙推广双季稻种植，年底一定会让大伙都增产！”蔡老刚说明来意，村民们就议论开了。
   “又是来推广技术的？”“上次县农业局不是来过一个姓马的技术员嘛，搞来搞去，最后还不是没搞成嘛?!”“就是，该不会又是‘老马经验’吧？”“谁知道呢！”
    ……
   望着村民们怀疑的眼光，蔡老回敬了一个理解的微笑，继续说：“大伙放心，我们的科技小组成员都是学农出身的，都有实干经验。另外，我们还特别请来了元江的双季稻农学家，技术上没问题！”
   “我们需要大伙的配合！”
    ……
   村委会讨论结束后，蔡老和我们科技小组的成员一起，开始长期蹲点曼俄。在我们的建议下，村民也自发组织成立了内部科技小组。我们互相配合，通过试验，先让内部科技小组掌握技术，再不断向其他村民传授双季稻种植技术。
   此外，我们还帮助生产队建设了一个小型的水轮泵发电站，在西双版纳农村中，第一个结束了村民们无电的昏暗生活，也为他们安装了碾米机，解决了傣族女人每日清晨手工舂米的辛劳之苦。渐渐地，橡胶、茶叶、柚子等，在曼俄的田地里扎根了。曼俄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其他村也开始主动要求被推广，从此，我们科技小组的队伍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多。（文字整理：赵金丽）

被偷的木薯
口述者：张育英 李锡文

李锡文，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扎根云南，主要从事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学的研究，发现了4个新属、147个新种和47个新变种，并对樟科等的专科分艰研究有独特见解，自1973年至2004年担任《中国植物志》编委，历时26年，其中作为常委17年。

故事导读：
在粮食紧缺的年代，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取食木薯补充口粮的不足，但本地木薯含有氢氰酸，味苦，有微毒。后来植物园引种了马来西亚木薯，产量高，且没有毒性。附近村民偷拿了植物园里种植的马来薯尝到了甜头，主动要求种植马来薯，马来薯因此在当地推广种植。
   自从引种了马来西亚木薯后，大家就不用再吃含有氢氰酸的有毒木薯了，葫芦岛上的口粮问题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这段时间里，“张大帅”1每天都兴致勃勃地专注在她的马来薯实验地。
   某天，她和往常一样兴冲冲地来到她的实验宝地，眼前却让她大失所望：马来薯被偷了！
   天啊，这可如何是好。她立即风风火火冲跑到蔡老那里告状。
   “被偷了？怎么回事？”蔡老诧异道，随即跟着“张大帅”到了实验地。仔细查看后发现地里有好多脚印，一直延伸到罗梭江，过江到了江边的寨子。蔡老看了这些脚印兴奋地叫到:“这是好事啊！”
   “好事？！这怎么是好事？我的实验数据就不够了。”“张大帅”又急又气。
   “当然是好事了！他们偷去吃了，过两天就会来找你教他们种马来薯啦。这不是很好地推广了你的马来薯吗？实验数据就先别管了。”蔡老跟“张大帅”解释道。听了蔡老的这番话，“张大帅”不得不由衷地佩服起他的远见来。
   从此，“张大帅”在实验地四周开辟了“缓冲区”，种上马来薯专门让人“偷”。慢慢地，还真有村寨的老乡跑来跟她要马来薯去种植，她就砍下一段一段的茎杆，让老乡拿回去扦插，还免费送上一袋农肥。（文字整理：姜虹）
 
【1】当时葫芦岛上的人都喜称经济植物研究室主任张育英为“张大帅”。

民族植物学的引路人
口述者：裴盛基

事件导读：
1982年，裴盛基发表了《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论文；
1987年，裴盛基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填补了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空白；
2007年，裴盛基和扬州大学淮虎银教授共同编写我国第一部系统性民族植物学专著——《民族植物学》，并获第21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
    
  

  从1959年开始，我们一直跟随蔡老进行南药植物资源的研究，从具有健胃和镇痛功效的国产荜拨、活血止血的血竭、抗癌药物美登木、重要中药成分——缩砂仁，到治疗急性痛风和支气管炎的嘉兰等，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总少不了进入村寨，请教当地少数民族医生，并结合民族古籍的反复考证。
   1971年6月，蔡老带领我们科技工作者在盈江县铜壁公社小浪柬生产队东崩河工地调查，采到了野生荜拨标本，后来，我们就走访当地少数民族，原来当地傣族人称“布雅”，浪柬俗称“乌气息”，汉族叫“鸡屎芦子”。当地民族就用它来治风湿或作止痛药，民间已有较长的应用历史。后来我们经过进一步测定，这种荜拨与当时进口品系同属一类，是一种新药源，后经人工栽培试验，几经努力，荜拨引种栽培获得成功。
   血竭一药在中医的应用历史可追朔到南北朝时期，从宋人沈怀远《南越志》中的“骐驎竭”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麒麟竭”，再到后来医家的“血竭”，这种自古用于治疗跌打损伤、金疮、内科等症的中药，人们却并不知它的原料植物是什么！
    为了寻找血竭，蔡老想起30年代，他在孟连采集标本时，在一个傣族医师家里，曾见一段血红木块，后经几番打听和寻找，才在山里第一次见到了龙血树，也正源于这一段经历，1972年，蔡老率队再次进孟连，才发现成片的龙血树，结束了“中国血竭靠进口”的历史。
    ……
   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一拨又一拨的访问，边疆少数民族对我们访问、调查、采集工作全力的支持与合作，是早年“开展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和鲜明的特点”，而这正是蔡老将我引入“民族植物学”领域，开始了全新的探索之旅，另外，他自始至终教导我们“取之于民”（取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用之于民”（将我们引种、驯化的植物资源推广给老百姓），这些都是对当今“民族植物学”最有力的支持，并引导和启发我们后来者继续朝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文字整理：赵金丽）

历史背景：60年代初，蔡希陶带领青年科技人员从事云南芳香油资源植物—香茅、香叶天竺葵、山苍子、云南樟……的调查，四下勐海，摸清了樟树资源及其含油量的特点，还亲自教会当地农民蒸樟油。同时，他又在昆明植物园引种培育了被誉为“云南三大名花”的杜鹃、茶花、报春花。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他组织科研人员研究芭蕉代粮，取得了丰产试验田亩产4000公斤鲜果，制淀粉800公斤的成果。油瓜引种驯化，扦插繁殖及人工栽培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1972年，由蔡希陶教授率领的考察组在思茅地区孟连县发现大量的龙血树，结束了“中国没有产血竭植物”的论断。70年代，他又组织了砂仁、毕拔、千年健和美登木等南药资源的开发研究等。

故事背景：

1933年，蔡希陶在云南屏边大围山发现了油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瓜子”；
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国内粮油成了问题，蔡希陶带领科技工作人员开始野生油瓜的家栽——视为野生植物驯化研究的范例；
1962年，蔡希陶于《云南日报》发表《油瓜引种驯化的经过》一文；
1962年，蔡希陶于《生物学通报》上发表《油瓜的生物学特性》
1963年，蔡希陶参加西非科学协会第四届年会，作了《中国南部的一种油料植物——油瓜》学术报告；同年撰写《油瓜在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及其分类的问题》（入选《中国植物学会三十会走年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情系瓜子大王 
片段一  好香的油渣味！
口述者：张育英

   

上世纪50年代末，我跟随蔡老到了红河州的金平县进行野外考察。
    一天晚上，我们到了山上一瑶族老乡家里歇脚。老乡非常热情，拿出了几片“大瓜子”来招待我们。走了一天，又累又饿，我随手拿了一片猛地咬了一口，“嗯，好吃！”
   “怎么个好吃法？”蔡老在一旁忍俊不禁地看着我。
   “香，比核桃、花生都好吃！”嚼了几口，发现我嘴里竟漫出猪油的味道，“呀，我好像吃到油渣了，就是那个猪油还没炸干的那种油渣！嗯，这是我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啦！”听我这番一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好久没吃到肉了吧？这是油瓜，老百姓叫猪油果，这些鸭蛋大的瓜子是它的种子，含油量高达70%呢！”蔡老心疼地看着我，略有所思地说着。他好像突然想到什么，眼前一亮：“咱们在昆明的标本馆里，还陈列了20多年前我在屏边采集的油瓜种子，这么好的东西实在不应该只是满足好奇者的观赏！”
   在那个缺粮少油的时代，能吃到这么美味的“油渣”，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离开了金平，我依旧沉浸在对“油渣”的无限回味之中，幻想着天天都有这样的幸福！而蔡老却在构思一篇新的立体文章——将这“世界最大的瓜子”引种、驯化、栽培，成为一种新的食用油料植物，为人民提供丰富美味的油脂。

片段二 美丽的梦 扰人的钉 
育苗   口述者：张育英

   那时，我们一心想着油瓜种仁含油量特高，很想早点成功栽培野生油瓜，可刚一开始，我们就被泼了一身凉水。
   我们从山上挖来了野生的油瓜苗回来栽种，最后竟没一株成活！
   我们参考植物播种的经典方法——覆土厚度相当于种子本身的3倍，把采集来的油瓜种子，埋到10多厘米的土中，结果两月不出，种子全腐烂了！
   我们把好不容易发出的苗，依照种南瓜的办法，让它蔓生在地上，柔嫩的小苗经不起热带烈日的炙烤，都死了……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总结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我们总算摸透了油瓜种苗的习性，“油瓜种子鸭蛋大，硬壳包住虫不怕；一半埋土一半露，计日出苗不会差”，这才跨过了育苗第一关。

插条  口述者：程必强

程必强，男，1958年云南农业大学（原昆明农林学院）农学专业毕业，1959年跟随蔡希陶教授登上葫芦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从事热带香料植物的发掘和开发利用工作近四十载，研究员，发表《中国樟属植物资源及其芳香成分》、《云南香料植物资源及其利用》、《热带名特优香料植物及其发展》、《版纳植物百香》等学术专著或专辑。
 
    油瓜种子少，能结果的雌株和不结果的雄株又很难区分，那油瓜能扦插繁殖吗？
    这是一个无人敢问津的难题。
   1960年秋，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掀起了油瓜插条繁殖的高潮，大采大插，一共插了一万多株，插条虽然生根发芽了，但活不了一个月，竟全夭折了！
    莫非油瓜插不活？
   后来，我们走进森林，对野生油瓜的根系进行观察，发现原来油瓜的根很浅，而且它紧贴地面的匍匐枝，接触土壤后还会生出不定根。这就意味着，油瓜的匍匐枝具有繁殖能力。通过实践，我们总结出“插条要把荫棚搭，选条要选匍匐杈；春秋日暖生机旺，横放浅埋把芽发。”  
   可是，匍匐枝取材太有限了，又受季节限制，根本达不到农业推广的要求。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攀援枝繁殖的攻坚战。从一般苗床到喷雾苗床培养，从插条自然的先发芽后生根，到经过化学手段处理，先生根后发芽，经历了三年的反复，攀援枝繁殖的成活率最高达80%以上，并且扦插不再受季节的限制，推广种植油瓜不再是个遥远的梦！

片段三  走，“看电影”去！
口述者：张育英

   “小张，你准备好汽灯，今晚咱们看‘电影’去。”
   “哦，好呢。”
   听蔡老这么一吩咐，葫芦岛上的人都知道，今晚又要去看油瓜开花了。
   荒野的夜空，月朗星稀。终于等到了夜间十点钟左右，透过皎洁的月光，伴着汽灯的光亮，只见油瓜那白色的花瓣弹伸出来，慢慢地朝外翻，接着，十多根附在花瓣尖的绿丝，好像“流苏”一样，又如断线的珠子纷纷下垂。夜风吹过，“流苏”飘动，扰动着每个观看者的心。
   “蔡老，你看，开了，开了！”
  “嘘——小声点，别吓跑了来访的昆虫。”蔡老扶了扶眼镜，拿笔记录了些数字，继续等待新的发现，直到瓜花慢慢收瓣、合拢。“电影”谢幕了。（文字整理：赵金丽）

片段四  学术思想的缩影 
口述者：许再富

    

在小勐仑那个密林小岛上，我和蔡老一直是隔壁邻居，有事没事我都爱往蔡老那个小屋串串。
    “小佬倌1，有烟没？”
   “哦，有呢。”我拿出五分钱一包的“天平”烟，递了一根过去。抬头发现对面墙壁上竟多了一幅国画。
   “这是画的油瓜吗？”我忍不住内心的好奇，问蔡老。
    “嗯，是上海画家唐云送的。”
    话题转到了油瓜，蔡老立马来了精神，“当年我在屏边采到油瓜时，竟将这宝物放在陈列馆里，囚困了20多年！”
   “当时只知道它叫‘油渣果’，能吃。后来我查阅古籍，才发现原来一千多年前，云南人民已经知道食用油瓜了。”接着，蔡老便告诉我那段出自9世纪《酉阳杂俎》的记载：“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如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他解释说，这藤本植物，可食部分如扁螺，分为两隔，味如胡桃，这与当今的“油渣果”别无二样。
   “当时就想啊，我们要驯化这‘瓜子大王’，实现大规模种植，就能让千家万户都能有‘油水’吃！”
   停顿了一会，他掐灭手中的烟头，习惯性地扶了一下眼镜。“我们驯化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毕竟‘方法总比困难多’嘛，通过摸索，我们不是已掌握了从育苗到栽培的一整套驯化技术！”
   那段艰难的驯化历程，葫芦岛人都是深有感触的。从育苗到扦插，从开花到结果，无不经历N次的失败和打击，若非科学的信仰、执着的信念，油瓜怎会被视为“野生植物引种驯化研究的范例”？在驯化研究过程中，蔡老通过对千百株油瓜的实地观察比较，发现原来一直惯用的两种油瓜，其实是同一个种，于是，他将1920年在马来亚发现的油瓜种（H. Capniocarpa Ridley）纠正为油瓜Hodgsonia macrocarpa (Bl.) Cogn.的一个变种。
   从野外考察到分类研究；从民族植物学角度的资料查阅，到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引种驯化，直到最终的推广应用。如今想来，那幅国画，连同蔡老当年驯瓜的种种情景，看似散落的珍珠，串起来后呈现在我们后人眼前的，莫不是他“植物资源学”学术思想的一个缩影？！

【1】第一次见蔡希陶教授时，他说我穿了一身旧西装，戴了副平面眼镜，走起路来有模有样的，就给我取了这个外号，并从那以后一直叫我“小佬倌”。

 

故事背景：

1971年，根据中央六部关于发展南药生产的指示，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即“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前身）接到了国家赋予的任务：开展寻找南药资源（包括血竭，我国中医传统内外伤科的重要药物，一直靠进口）和代用品的研究工作。
1972年，蔡希陶被宣布正式恢复工作，亲率考察组到孟连，发现大量龙血树，从而推倒“中国没有血竭植物”的论断。
1979年，蔡希陶与许再富合撰《国产血竭植物资源的研究》，刊于《云南植物研究》第1卷第2期；
1981年，蔡希陶谢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一半骨灰洒在他亲自手植的龙血树下。
1992年，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建立制药厂，在我国首先获准生产国产血竭——“雨林”牌血竭。

飞鸿传书
口述者：蔡君葵（蔡希陶之子）
   

在那个特殊年代，我被分配到中缅边疆——孟连县，接受“脱胎换骨再改造”。
     1972年的一天，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
    信的内容非常简短，他告诉我：30年代，他曾在孟连一带见到一种植物，树干划破后能流出暗红色的树脂，这红色的浆液可以用来止血。他让我去走访当地老乡，去周边山上找找看，同时，信里还附了一张他手绘的草图。
   我知道父亲刚刚获得“解放”，寻找这种“有用”植物的心情一定很急切。于是，我怀揣着他画的植物草图，走访了孟连各个寨子的摩雅（傣族的医生）。没想，真有一个摩雅听说过这种止血的药物，并告诉我后面的山上可能会有。
   那个周末，我便按照那个摩雅的指点，顺着南垒河一直走，走到一片全是石灰岩的山坡上，发现石头的缝隙里，真有棵树和父亲的植物草图非常相似。我赶紧记下发现地点后，迅速赶回去给父亲写信。
    一个月过去了，父亲回信了：“近日我将带队过来考察”。
 一份红烧肉 
口述者：禹平华
      自从收到小弟（蔡君葵的昵称）的来信后，蔡老脸上密布了几年的乌云顿开了，他立即召集我们这几个搞分类的人员，组成一支临时考察队，火速赶往孟连。
   我们的吉普车开到小勐养时，天色已黑。驾驶员提议停车吃饭。
  “我们这次考察，可是蔡老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经费紧张呢。”趁蔡老去倒水的间隙，我跟其他人提议我们得节省开支。
    “是啊，那晚上我们就吃腌菜吧。”
   “蔡老一把年纪了，加上近些年来的‘批斗’，营养差着呢！”
   “那我们吃腌菜，给蔡先生点份红烧肉？”
   “你们晓得蔡老的脾气，咋可能一个桌子上，他看我们吃腌菜，自己吃肉！”
    “是嘛，那可咋办呢？”
   “呃，有了！”我一拍脑袋，突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蔡老走过来后，我便对他说：“蔡老，您看我们的行李就在外头，得有人看守，要不，您先去看着，我们几个吃的快，完了换您来吃饭？”
   “好！好！我反正还不饿，你们先去吃！”
   等蔡老走后，我们几个就这腌菜匆匆扒了两碗饭，就去轮换他来吃饭了。
   “这红烧肉是咋回事？”蔡老一脸疑云地看着我们。
    “啥咋回事？”
    “你们吃的什么？”
    “和您一样嘛！”
   “还不说实话，非要我去问店主吗？！”看蔡老真的生气了，我们只好老实交待我们吃的是腌菜。
   “我们年轻，吃啥都一样，营养足着呢！”
  “你们自作聪明，这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说完，他硬是拉着我们一起分吃了那盘红烧肉。

中国有血竭啊！
口述者：禹平华

    

终于到孟连了。
  “你信中提到的那棵树在哪？”刚一下车，面对六年未见的小儿子君葵，蔡老开门见山地问道。
   来不及叙述父子之情，也无暇顾及嘘寒问暖。根据君葵提供的信息，蔡老领着我们直奔那片石灰山方向走去。路上，蔡老用随身的砍刀，砍了一根竹子当拐杖，我们从浅滩涉过南垒河，绕过崎岖的山路，终于登上了那片石灰山。
   “蔡老，快看！那是不是龙血树？”
   听我这一喊，他连忙丢掉手中的拐杖。    “是—是—它，是它！”蔡老一激动，又显得有些口吃了。
    原来这里并不是一棵！
   瘦骨嶙峋的石灰岩丛中，傲然挺立了郁郁葱葱的龙血树。那苍劲的枝干，一簇簇绿剑一般的长叶，仿佛一位位历经沧桑而又刚正不屈的智者，等待被发现。
   “中国有血竭啊！太好了！太好了！”蔡老手扶一棵龙血树喃喃自语，那眼中分明闪烁着泪花。好半天，蔡老才回过神来,“赶紧记录数据！”
   我们立刻忙碌起来，选定样方，记录树的棵数，并将树的大小、高矮、叶形、生长状况，以及周围的土壤、植被、海拔、坡向等一一作了详细记录。
   为了提取和鉴定血竭，后来，我们通过向当地政府请示，共采回200多株幼苗，3棵大树和一批样品，加工提炼的血竭，经历史考证和化学、药理、临床等研究，这种柬埔寨龙血树的质量不亚于进口血竭。（文字整理：赵金丽）

更正“户籍”
口述者：裴盛基 李延辉

   1972年，美国植物化学家从热带非洲所产的齿叶美登木中提取了有效抗癌成分——美登素！
   这一消息由国家科技情报局迅速转到卫生部，很快，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寻找美登木。那时，蔡老刚被“解放”，作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的副组长，带领我们一起调查美登木资源。
   在西双版纳曼培森林中发现了，在临沧地区、德宏州也找到了。国产美登木不止一种！
   “蔡老，您看这美登属和裸实属的这八个种很像呢！”
   “噢，怎么个像法？”蔡老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的科学论证。我们对比研究了卫矛科这两属的国产种，发现它们的花、果实、种子等特征几乎是一样的。可当我们查阅它们的历史档案——美登木属由Molina于1782年建立，裸实属由Wight和Arn于1834年建立，不禁自疑：这两个属的沿用时间都已超过百年，会不会是我们搞错了呢？
   “嗯，你们的论证很科学，科学就得有这种怀疑精神！”听蔡老这么一说，我们那颗悬着的心似乎有着落了。“分类问题，你们可以请教吴老（吴征镒）再确认一下，除此之外，你们还得再深入研究二者的化学成分。”蔡老后来又补充说了一句。
   于是，我们直接去找吴老求证，同样也得到了他的认同，又通过植物化学分析得出：这两属的八个国产种均含有抗癌成分——美登素！欣喜之余，我们 一起撰写《国产美登木属和裸实属的分类问题》论文，非常有底气地认为美登木属与裸实属应予以合并，国产裸实属应一并转入美登木属中。

叶帅的指示
口述者：裴盛基
  

    1975年11月，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紧急召开所务会议。
  “刚刚我接到省政府办公室电话，叶剑英元帅要求我们赴京汇报美登木的研究情况！”
   “太好了！”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这说明我们对云南美登木的化学分析、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
   “大家安静一下”，蔡老作了个下压的手势，“我们讨论一下，这次赴京汇报的事宜。”
    ……
    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
  “我们与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医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合作，对云南美登木进行肿瘤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对实验动物肿瘤进行筛选和毒性试验，为将来进行美登木的大规模栽培做准备。”
   “我们还与解放军62医院、思茅中草药科研组合作，对美登素做临床试验，取得一定成效。”……
   叶帅听取了蔡老的汇报，满意地点了点头，“感谢你们亲自送美登木到北京来，感谢你们的同志研究了它。回去好好发展，把设备搞起来，多多生产生药，口服片剂和针剂。另外，要大量培植美登木，跟种橡胶树一样的开展美登木种植园。”

（文字整理：赵金丽）